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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流通渠道变迁的研究 　　[摘要]中药材流通渠道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汉至明代，中药材的主要流通渠道为药商（药农）贩至城市销售；有固定交易地点、定期交易时间的乡镇“集市”与具全国集散药市是明代以来的流通渠道的主要中介；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药材公司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流通者；从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存在计划与市场竞争并存的流通渠道；进入21世纪，产地在流通渠道中的地位凸显。不同类型的集散性市场的有无兴衰，贯穿流通渠道变迁过程中，是变迁的重要线索。变迁的动力是商品特点变化、社会环境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流通渠道主体对流通经济性的考量。 　　[关键词]中药材；流通；商品；变迁 　　中医药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保健和治疗手段，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且商品种类并不丰富的背景下，中药材成为十分重要的商品类别之一。中药材交易在我国古代商品交易总量中占据较大的比例。中药材交易从古至今延绵不绝，贯穿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之中，变化至今仍然充满活力。 　　中药材流通渠道的主体包括药农、各级商贩（含加工者）、消费者。药农是生产者，各级商贩是主要的流通者，消费者主要集中于城市，主要为工、商业用户。中药材主要通过各类型市场为载体流通。迄今为止，中医药运用流传千年，药材流通的渠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医药分家使得中药材从自采品变为可交换的商品，逐渐出现了长途贩运，明朝后随着中药材交易的繁荣开始出现全国性质的集散市场，计划经济时期中药材由中国药材公司统筹流通，改革开放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时期，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地市场逐步兴起。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些流通渠道变迁可以认清中药材在我国经济结构变迁中的命运，对管理中药材这一特殊商品极具价值。 　　1中药材流通渠道发展阶段划分 　　从中药材流通渠道发展阶段来看，中药材流通可以分为如下5个阶段：药商（药农）贩至城市为主的流通阶段；大型集散市场为中介的流通阶段；中国药材公司计划管理的流通阶段；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流通阶段；产地市场发展壮大的流通阶段。不同阶段时间和依据见表1。 　　2药商（药农）贩卖药材至城市为主的流通渠道阶段 　　2.1阶段概述 明代以前，城市形成一边倒的买方市场，药材主要通过农民和商贩向城市流动，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收载了247种产地广泛分布的药材，确证战国时期城市长沙的药材贸易水平。唐时，我国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超过百万人口；南宋，临安人口一度超过120万；明代，北京建都后迅速成为华北的主要药材销售地，万历六年，北京城市居民约有85.1万人[1]。聚集的城市人口，达官贵人、巨商富室等群体庞大的消费能力，使大型城市在流通渠道中举足轻重，成为药材流入的主要地区，形成了这一时期药材需求的主体。药材“土贡”制度也一定程度保障了首都（或各大城市）药材的供应。蓬勃发展的城市药材贸易，使部分城市形成了自发的间歇性集市，如南宋临安的“川广生药市”、“珍珠市”，随市场形式进化，部分城市形成大型药铺、药店直接吸货流通的形式，如明代杭州城内的阜通药行，专门接待省内外贩药客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2]。 　　药材偏向城市流通的结果是偏远地区药品缺乏，如明朝万历末年，毕自严任洮岷（今甘肃）兵备道时曾说：“岷城无生药铺，每需药，必诣省城及巩昌市之”。可见贩药者甚少前往岷州、巩昌府一带[3]。除城市消费者作为买方主体外，药材作为重要商品，也向与边疆少数民族或外邦商业交往较多的边境互市流通。唐代，药材贸易远至新疆吐鲁番地区，该地出土的由多件残文书拼成的《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所涉及的药材在120种以上，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南北各地[4]。本阶段尚无全国性药材集散性市场，城市中药材品种周期性匮乏亦常出现，明初，杭州就存在着配方缺乏的情况，如张璁（1475―1539年）说：“我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晋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5]”。 　　2.3原因分析 明代之前，作为中药材流通中介载体的全国性集散市场尚未形成。财富的不均衡化导致城市人口消费能力较强，中药材出现向城市流通的特征，消费能力不高的农村相对药材供应不足。受到交通条件和人口基数的限制，药业虽有发展但是中药材生产规模亦小，诸因素决定了仅在城市中偶现地区性集散市场，全国性质的集散中心尚处萌芽状态。 　　3全国性集散药市为中介的流通阶段 　　3.1阶段概述 自明代起至民国，数个全国性集散药市的出现及繁荣，成为中药材流通渠道的独特载体，标志着中药材流通渠道的成熟，初具近代“批发市场”的雏形。集散性药市是在常年药市基础上形成的定期市场，多依赖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宗教庙会兴起等因素，每年1～2次，各地药商来此交易，市期结束，携货而去。如安国自宋咸淳年间起出现限于邻近地区交易和在庙会期间举办的药市，明朝泰昌年至清朝雍正初年进一步兴盛，发展为全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