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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论·功利主义及的思考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初次分配不均衡导致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然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根据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估算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8。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点、重点、难点。本文结合最新的社会新闻，以功利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尝试在伦理学上做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有益讨论。 　　关键词：社会福利函数 功利主义 公正 　　据2012年4月1日，搜狐财经，2012博鳌亚洲论坛专题报道，央视经济频道主持人芮成钢在博鳌亚洲论坛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议题为“定义幸福和幸福社会”讨论上表示，姚明做NBA运动员的收入每年应该是4000万-5000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应该不到20万，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回应称，我和谢书记的比较不太对，这是两个体制，两种分配方式的问题。 　　芮成钢随后列出另外一个事实，他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李稻葵，一位是胡祖六，他们两位是清华的同学，都是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同班同学。毕业之后一位选择了在清华做大学教授，一位选择了在高盛做投行。20年之后，胡的收入是李的100倍，以此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姚明认为，投行冒那么多风险，挣那么高的收入是符合高风险高回报原理的，也是公正伦理的。 　　吴雅凝也给出了一个姚明高薪合理的辩护：姚明同志不是拿中国人的税收，谢书记的工资从公民税收而来，问题不是谢书记的工资公不公平，而是中国人民愿不愿意多纳税，如果中国人民多纳税，谢书记的工资就可以增高，中国人不愿意纳税，谢书记只能奉献自己。 　　之后，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在网络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以期望战胜对方。本文从功利主义再分配理论的假设出发，尝试更理性的分析双方观点。 　　社会福利函数这一概念是柏格森（Bergson，1938）用微分数学的形式首次提出来的，由于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数理经济学并没有现在如此杰出，其生涩表达形式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Samuelson，1947）对其进行提炼和发展，创立了最具一般性的社会函数理论，人们称之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从此之后，人们对各种蕴含着伦理思想的各种福利经济学函数，宽泛地称之为社会福利函数。 　　在展开现代收入再分配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古典的理论。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假设，社会的福利取决于该社会成员的福利。用代数来表述，如果社会中有n个人，第i个人的效用是Ui，则社会福利函数W——在忽略了社会成员不能就社会福利达成一致意见所产生的问题——就是个人效用的某个函数F(·)： 　　W = F ( U1 ， U2 ， … ， Un ) 　　上式被称为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utilitaria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因为它与19世纪杰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家边沁观点有关，边沁把一个国家的福利(幸福)定义为每个公民满意程度之和，并提出公共制度和公共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边沁这一思想基础上，庇古偏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 　　功利主义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效用UI增加，W就会增加。任何变化，只要是某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差，就会增加社会福利——这种伦理的逻辑实际上默认了帕累托法则。 　　那么，功利主义对社会是否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给出什么建议？答案在直觉上是简单而显然的——只要能增加社会福利W，就进行收入再分配。一个重要的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W = U1 + U2 + … + Un 　　这里，社会福利就是简单的个人效用加总，也称之为可加社会福利函数（additiv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由于社会追求的目标是使W最大化，再加上三个假设——（1）人们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且效用取决于各自的收入；（2）收入带来的效用是边际递减的；（3）可获得的收入总量是固定的——就能得出收入完全平均分配这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实际上，上述三个假设正是19世纪末，埃奇沃思（Edgeworth，1959/1897）提出的最适所得税模型一致。这里的结论是激动人心的，所以芮成钢认为，姚明收入太高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观点也暗含着这里面的公正哲学——某种意义上的平均主义。 　　然而，当我们认真检查和推敲上述三条假设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假设1 人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消费效用函数以及收入效用函数——传统的理论认为效用是消费带来的，更现代的理论认为收入也能带来效用——根本无法确定，所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