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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区贫困及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摘要]文章认为，在“中心一外围”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国反贫困新的思路是，加强对贫困山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直接效益以及因人力资本积累而导致人口迁移带来的人与土地紧张关系缓解的间接效应，实现在可持续发展中消除山区贫困。中央政府对财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激励制度等应做调整、创新和变革，以协调解决因人力资本投资在各地区之间产生的成本一收益问题。 　　[关键词]山区贫困；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中心—外围”格局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736X（2013）09-0042-04 　　一、引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降低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根据官方公布的农村贫困人口数据，1978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而到了2005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下降到2365万，贫困发生率仅为2.5%。虽然在扶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消除贫困的任务将变得更加轻松。按照新的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到2011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仍然高达1.28亿。除了贫困人口的规模依然巨大之外，未来扶贫工作的另一个挑战是，在早期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容易脱贫的相对较早地脱贫了，剩余下来的则是脱贫难度最大的部分。而规模大、脱贫难，这种挑战最为典型的体现是中国边远山区的贫困现象。早在1985年。根据当年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所确定的331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山区县的数量为273个，比例高达82.5%。虽然，中国政府一直把贫困山区作为重点对象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但边远山区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以至于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明文规定，六盘、秦巴和武陵等11个片区为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未来扶贫攻坚主战场。同时，要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大多是地处中、西部，是中国各大水系的发源地，同时还是全国的生态屏障，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一面是30多年来稳步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一面是边远贫困山区始终无法解除，反差是如此引人注目。自然而然地，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边远山区的经济贫困？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政府扶贫开发政策对山区贫困的消除收效甚微？对于山区的贫困消除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究竟需要做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体现了本文的核心意图。 　　二、山区贫困 　　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划分，中国的贫困山区主要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等11个片区，是全国14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主要部分。相对于“集中连片”含义的一目了然，贫困山区的“特殊困难”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贫困山区是“特殊”的，或者说，导致山区贫困的客观原因是“特殊”的 　　就自然条件而言，贫困山区多处于省际交接地带，不仅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而且山地面积比例大，耕地面积比例小，人均耕地面积尤其是高产、稳产面积少，并且大多地处高寒山区和岩石山区，气候复杂多变，日照时间短缺，农田水利设施落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投入产出比例失衡，因而生产、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例如，武陵山区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北麓，地貌为中山到低山型，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0%，有大小山头1.0426万个，人均耕地面积0.72亩，而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仅0.32亩。 　　在社会事业方面，贫困山区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具有数量不足、质量低下的特征，而且农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非常高昂。世界银行（2009）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倾向，农村家庭用于教育和健康支出的负担越来越重：1988—2003年，农村家庭用于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从1%上升到8.3%，用于健康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从同期的1.6%上升到5.1%；2004年之前的lO年内，家庭的现金医疗支出总额增长了6倍，如果从1980年算起则增长了约40倍；2004年每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年度学费平均为260元，而每个中学生年度学费平均为442元，这两项分别相当于官方贫困线标准的40%和70%。 　　（二）山区贫困人口和家庭是“特殊”的 　　山区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低下是人尽皆知的，但这并不是山区贫困人口所独有的特征，因为，“虽然贫困人口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教育成就的低水平似乎成为他们实际上的共同点”（世界银行，2009）。相对应其他地区，山区贫困人口的特殊性在于生产资源和社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