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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的研究院侧记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武器，问世都六十多年了，但丝毫没有过时和落伍的迹象。时至今日，有关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那么，这种武器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这是决定命运的，让我们努力干吧!”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江泽民说：“发扬两弹精神，再创辉煌业绩。”胡锦涛说：“核武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创建50周年的日子里，本刊记者走进了这片蒙着神密面纱的土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馆是对外公开展示该院几十年科技成果的场所，虽然馆内仍不允许照相，但浏览之下，感触还是很深的。 　　展览馆外墙的多处白瓷砖都脱落了，这是2008年5?12大地震留下的“伤痕”。在九院政治部林春虹秘书和刘丽鹏馆长热情安排下，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地观看了每一件展品。九院身荷“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重任。五十年奋发图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及具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武器发展历史――展现在记者的面前。 　　1958年10月，九院的前身北京第九研究所成立，中国正式踏上了创建和发展核武器的艰辛历程。核武器研制是一项集多学科和多种基础工业先进成果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一大批有关的科技精英。 　　王淦昌――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在得知让他从事核武器研究后，立即表示：“我愿以身许国!”从此化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为核武器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郭永怀留学加拿大，成就卓著，但他一刻也没放弃回国的打算。1956年，为了回国“方便”，也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把“机密”带走，他当着美国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稿和笔记全部焚毁。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全身心投入尖端武器的研制。1968年，他从核基地回京，飞机失事，当人们找到他时，只见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保护着装有核试验绝密数据的公文包。邓稼先院长，在美国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启程回国，1958年8月开始担当起九院理论部主任的重任，从那时起就没有一天离开过核武器研制。62岁便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被中国核武器研制计划的重要领导人张爱萍上将誉称为“两弹”元勋。还有钱三强、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许多学成归来的著名学者，以及被日本人誉为中国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这些璀灿的群星，共同编织了人民共和国历史星空最耀眼的“星座”。当然，还有一批留苏回来的专家和许多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和全国其它著名高校的热血青年，在听了张爱萍将军在为他们壮行时，那富有诗意和巨大号召力的讲话后，热血沸腾地踏上征程。将军说：“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过去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现在是‘春风已度玉门关”’。 　　浩浩荡荡的大军，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精兵猛将，指向“金银滩”――九院的前身221基地的建设工地。当年工程建设的副指挥长，后来的九院党委书记――德高望重的李英杰老人，深情地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金银滩’名字好听，但地方苦得很呢，落后得厉害，就是一片大草原，什么都没有，连砖头和沙子都得从甘肃兰州运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空前困难。又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人人都饿得厉害。有一年中秋节，基地组织篮球赛，为了让‘运动员’们吃得饱一点好打球，基地‘特供’了一些自制月饼。人们肚子太亏了，结果有一个人竟被活活撑死了!”“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人们的干劲很足。那时的领导不是让科技人员加班，而是催促那些饿着肚子还挑灯夜战的年青人赶紧回去休息。”原九院党委书记任益民老人深情地回忆往事。当然，中央还是很关心核武器研制者的，聂荣臻元帅亲自向各大军区募捐，给基地送来的黄豆、鱼、海带和牛羊肉，尽管不多但却给建设者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那时的干部真是以身作则，抢建起来的楼房都让给了科技人员住，李觉将军和党政领导仍旧住在帐篷里。 　　“文革”中，221基地的科技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战士遭到了极左路线代表人物的残酷迫害。他们声言：“221是小香港、小台湾，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会哪国语言的就是哪国特务!”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广大科技人员还是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续写着对祖国的忠诚。1964年10月16日我国试验成功的第一颗爆炸当量为2.2万吨TNT的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空投爆炸当量为330万吨TNT的氢弹，都是在221基地研制成功的。轿车在崎岖山路上不停地颠簸着，记者在向梓潼的长卿山进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