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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环境补偿制度比较分析 　　摘要：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人类生存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对环境进行补偿正在成为全球的共同行动。对中外环境补偿的概念认识、相关理论、实践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环境生产要素的基本原理，可以发现环境补偿的对象应当是环境而不是作为环境产权主体的人。 　　关键词：环境补偿；生态补偿；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容量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1-0059-07 　　 　　一、引言 　　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在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交换，各种各样的资源、能源、原材料从环境系统流向经济系统，各种各样的工业废气、废水、废渣从经济系统流向环境系统。环境系统正在被人类快速地掏空吃净，塞回其躯体中的尽是有毒有害的“三废”和垃圾，这种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是畸形的，在使人类经济生活快速繁荣的同时，使自然环境的面貌、结构与功能迅速恶化，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进入20世纪以后，关于保护环境的讨论越来越多，对自然环境进行补偿与恢复是其中重要的话题。本文对西方国家和中国在环境补偿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补偿的新认识。 　　二、中外环境补偿概念认识比较 　　目前，国际上与环境补偿涵义接近的主要有PES和PEB，PES的说法又有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Services）、生态/环境服务市场（Market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Services）、生态/环境服务补偿（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Services）等三个具体表达[1]，PEB可翻译为生态/环境效益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Benefit）。这些表达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别，其实质是由于环境要素使用者往往不能因为提供各种生态环境服务（包括水流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蓄积等）而得到补偿，因此对提供这些服务缺乏积极性，通过对提供生态/环境服务的环境要素使用者支付费用，可以激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该措施还可以为贫困的环境要素所有者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以改善他们的生计。在PES和PEB中，生态和环境都有使用，区别不大。 　　当前国内研究中直接用“环境补偿”（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概念的较少，比较常见的用法是“生态补偿”、“生态环境补偿”、“生态效益补偿”、“生态价值补偿”、“生态服务补偿”、“生态资源补偿”、“生态资源价值补偿”等。这些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生态”，强调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的补偿。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这些表述统称为生态补偿。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侧重自然资源开采使用导致的数量变动、生态系统失衡与物种种类和数量减少等方面的补偿，有的侧重于补偿费征收，单项或综合生态效益或价值补偿，还有的从环境赔偿的角度使用环境补偿概念，主要针对因环境问题导致的主体生命健康损失与财产损失[2]。这些研究因学者不同而认识差距较大，具体内涵也难以概括，但一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对环境容量的讨论。 　　尽管环境补偿的侧重点与生态补偿是不同的，但由于环境补偿与生态补偿在内涵上非常接近，生态补偿研究开始较早，众多研究成果引导和支撑了环境补偿研究工作，所以，本文在比较分析时把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部分也纳入研究范围。 　　三、中外环境补偿研究情况比较与启示 　　国外环境补偿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外部性理论问题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庇古、科斯等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认为，为恢复环境的质量，需要投入额外的劳动和资本；在使用环境时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作为对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补偿[3]。索洛认为，如果不从价格方面对环境进行核算，就不能正确反映可再生产资本与资源的存量，也就难以获得“社会全部财产”的数据，为了保证价格的正确，价格体系必须具有补偿未来的机制，甚至要为未来的每一代人考虑他们的未来[4]。1972年6月，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发布《人类环境宣言》，提出各国应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的受害者承担责任和赔偿，应筹集资金以维护和改善环境，标志着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补偿方面也形成了共识。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也提出：应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在内的司法和行政程序参与环境问题的解决。 　　20世纪60年代，环境补偿的内容主要限定在外部性损害领域，包括生命健康危害与财产损失两个方面[5]。1977年，Westman提出“自然的服务（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