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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网络舆论新的的特点 　　网络民意表达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微博用户也达到1.7亿人。2012年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正式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移动互联网进入爆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城市均宣布要建设“无线城市”。新技术媒介的发展，既扩大了网络舆论的参与人群，也便于网民随时、随地上网而提升了网络舆论的频率和强度。 　　微博客新增用户遭遇瓶颈而趋缓，但微博客的影响力继续发散。微博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发动机和主力平台。一些部级研修班，每日留出15分钟请专家介绍微博热点，养成官员使用微博的习惯。 　　面对王立军事件这一突发因素，在传统媒体和官方信息缺位的情况下，网民充分利用微博，以及SNS（社交网站）、论坛等网络“自媒体”，掀起了真相“挖掘机”和“搜索拼图”风暴，甚至一度摆脱了新闻依赖，展现出空前的舆论能量。 　　“90后”青年登上互联网和 　　社会舞台 　　2012年，“90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开始走出校园，600万几乎和互联网同龄的一代人开始踏入社会。青年网民思维活跃，熟悉互联网新兴媒介，具有丰富的信息渠道，生活方式与互联网难分难解，“杜甫很忙”、“元芳，你怎么看”等网络流行词也成为群体语言符号。 　　在广东乌坎事件中，15岁的大男孩“乌坎鸡精”和“乌坎爱国青年团”的微博，一度成为村民抗争的唯一信源。在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率先走上街头的是中学生。在广州反对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车站的“举牌哥”是高一学生陈逸华。在香港“国民教育”教材风波中，12万人的游行，最初竟是由黄之峰等3名中学生在“脸书”网站发起。 　　青少年网民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议题的设置。“90后”已经登上了互联网的舆论舞台。青年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伴随着民众热衷于对“身边事”的积极表态。但一些年轻人在环保抗议事件、反日游行中，表现得冲动偏激，引起舆论的忧虑与争议。 　　与“公共知识分子”雄踞新浪微博和思想文化类网站不同，草根网民公开自称“?丝”，让成人社会大惊失色。这个不雅词表现的是小人物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减压，集辛酸和恶趣于一体，在插科打诨中表达出对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的“集体焦虑”。“?丝心态”甚至上了2012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政府和全社会需大力维护起点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给新生代以职业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和国家的归属感。 　　中产阶层的社会向心力需要修复 　　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存在扩大可能、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各界怀有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迫切希望拥有稳定、庞大和富有公民素养的中产阶层家庭。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开始触犯中上阶层的安全和尊严，这种趋势在2012年得到延续。 　　浙江东阳市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企业界很多人对其抱有同情。在舆论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重审，终审判决为死缓，刀下留人。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温州私营企业家“跑路”，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暂时闪避。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公开承认“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改革试点。 　　沈阳商家担心政府逾法重罚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满城尽是卷帘门”。商家罢市比主要是“社会闲杂人员”参加的群体性事件，性质更为严重。商家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网络论争的非理性化 　　2012年初最热闹的是，麦田、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门”引出的“方韩大战”。“韩粉”与“方粉”也爆发口水战，势成水火，大量诉诸主观情感的言辞，显示出科学理性思维的贫乏，一些“意见领袖”也卷入其中。当一些知识界网友经常嘲笑官员“触网”笨拙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在“方韩大战”中交了一份不合格答卷。 　　微博是交流参与的平台，但也具有某种“毒性”。一条微博140字，只能展示结论，不适合充分展示论证过程和论据。《中国青年报》曾撰文分析：微博网友经常Listen half（听一半），Understand quarter（理解四分之一），Think zero（零思考），却做出了React double（双倍反应）。消解微博的毒性，不妨鼓励长微博和新闻链接；同时开设博客，用博客梳理思想、沉淀情感。最早的微博玩家“和菜头”10月宣布暂时退出微博，怀疑微博的碎片化阅读“对大脑有所损伤”，让人易怒、易挑衅、易轻信，无法专注。 　　近来网上论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微博约架”。其实网友大都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只是各种利益摩擦和社会矛盾激化，耐心渐失，容易迁怒于另一种“药方”和“大夫”。一些活跃在互联网、传统媒体和社会讲坛的公共知识分子被妖魔化，“公知”渐成贬义词，除了左翼网友的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