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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金瓶梅思想内容的研究述略 　　在我国明代文学史上有所谓“四大奇书”之说。“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书。在这“四大奇书”中，引起争议最多和研究最为困难的当数被世人视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金瓶梅》一书，从最早见诸文字记载，至今已有四百年历史，因所谓“淫书”、“禁书”的原因，也因为国人观念问题，导致一直以来对它的研究进展缓慢。其实《金瓶梅》自诞生后，人们对它的思想内容评价并非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认识，褒扬者认为该书乃“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纯是一部史官文字”，贬抑者则谓之“诲淫之书”、“坏人心术”、“丧心败德”。这种争论到20世纪初仍然如此，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曾登有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三人往返通信，涉及对《金瓶梅》的看法，陈独秀与钱玄同对《金瓶梅》赞语有加，认为“此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逸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胡适则说《金瓶梅》所写“男女情爱，完全是兽性肉欲”，“即以文学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 　　五四之后，视《金瓶梅》为“淫书”者越来越少，对《金瓶梅》研究也进入理论探讨层次，并涉及《金瓶梅》书中性描写产生的深层原因。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分析了“淫书”说的由来，他说：“就文辞与意象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世不纲，爰若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但“其他佳处自在”。鲁迅的分析是深刻的，对于之后学者研究也多有启发。沈雁冰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认为《金瓶梅》等书的性描写是受时代风气影响，“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反映出来”。李时人《论的性描写》分析了晚明社会思潮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强调，再谈到晚明文学新思潮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禁欲主义的揭露与抨击，以及对人性解放的鼓噪。对于是否应该删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内容，郑振铎认为，如果除去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名著。但也有人认为书中性描写是整书有机组成部分，是为塑造人物、表达主题思想服务的，删除不得。如黄霖、吴小如、沈天佑等均撰文谈到这种意见。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为何、作者到底想要通过此书表达什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界观点更是出现众多分歧，概其要者有如下几种： 　　 　　暴露新兴官僚势力及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 　　 　　这是在20世纪学界影响较大的一说。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刘大杰等人就提出这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用批判笔法，暴露明末那种荒淫放纵腐败黑暗的社会及新兴官僚势力与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20世纪80年代后郭豫适、孙逊、袁世硕、宁宗一、黄霖等人都持这种观点，尤其黄霖更是系统而鲜明地表达此论。如他在《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中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都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认为小说作者把西门庆放在最普遍的联系中来展示这个世界上从整体来说是黑暗透顶、腐朽不堪的一面，证明这种社会弊病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涉及朝廷、市井、士林、奴婢，涉及政治、经济、人心、道德，足见暴露的广度与深度。也有对暴露说持有异议者。如卜键认为《金瓶梅》不只是一部暴露作品，“它是一部‘世情书’”，一部“市井文字”，“它入骨三分地写出了当世的国民劣根性，甚至挖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病根。”而卢兴基则认为暴露封建黑暗说“值得重新考虑”，作者虽写了西门庆勾结官府，却没涉及农村和封建的土地剥削，这位富商能否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很成问题的”，由此他提出了新兴商人悲剧说。 　　 　　恶性基因导致迷失自我、纵欲身亡的人生悲剧 　　 　　卢兴基认为《金瓶梅》“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所以“这是一出人生的悲剧”。李时人的文章《：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则提出：“人们总是把西门庆的结局归结于‘纵欲丧身’，以其为‘性格悲剧’，但这种认识明显是受了《金瓶梅》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肤浅理解的影响。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人生悲剧。”他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皇权社会，在这个社会，权高于一切，财不敌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只有以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与发展，但商人往往因此而迷失自我并最终无法逃脱整体失败的命运。另外，商人们可能出身各有不同，但共同的文化土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