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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效治理结构三的原则 　　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最优的股权结构模式，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可以带来高收益，股权分散的企业也同样能创造高绩效。显然，要使企业有效率，必须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是看决策者是否有能力及有动力做出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的正确决策，实现激励与约束相容，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制衡机制，有效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以实现长期合作。 　　治理结构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即责权利统一。要使治理结构具有效率，首先涉及到的是决策者选拔机制。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市场作为劳动市场的一部分，有助于使有能力的决策者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谁是选择经营者的主体?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只有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才能负责选拔经营者。这是因为，谁拥有了选择和监督经营者的权利(即控制权)，谁就必须承担决策后果。一旦选错对象，其剩余索取权就会贬值乃至丧失。这反过来也可以说，若是让没有剩余索取权的人行使此类控制权，他就会滥用这一权利，即在不用承担决策后果的条件下，控制权是无风险的，是一种“廉价投票权”。一旦存在“廉价投票权”，企业的决策往往是一种非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企业的绩效就会受到影响。同样，经营者一旦处于决策岗位，便有了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决策权，这也是一种控制权。此时，若经营者没有剩余索取权，其决策也是不用承担风险的。若要让经营者有正确决策动力，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当然，这种索取权可以多种形式的，既包括股权、期权，也包括利润分成等等。 　　但是，谁又有资格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呢?这自然涉及到资产专用性的问题，因为资产专用性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影响很大。 　　企业专用性资产影响着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进而影响到企业治理效率。企业是一组契约，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或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在制度一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谈判的结果。而决定谈判成败的重要“砝码”就是资产的专用性。契约各方在企业中投入的资产专用性是不对称的，专用性强的一方不得不承担专用性弱的一方(或无专用性的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全部成本。因此，只有把企业所有权赋予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专用性低或没有专用性的一方，才可以确保合约的效率。 　　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用途以后很难再移作他用。资产专用性的特征决定了交易需要连续性，如果交易过早终止，所投入的资产因为很难改作他用或变现，不可避免地形成“沉没成本”。这种“不可挽救成本”的存在，使得交易过程中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面临道德风险。一方面，资产所有者有可能受到对方的讹诈，被要求以较低的价格继续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在专用资产的服务购买者一方，也有可能受到对方不继续提供服务的要挟。这样，只要契约双方有一方投入专用资产，一旦另一方提前终止交易，投资一方就可能蒙受损失。因此，资产的专用性对企业的股权配置和企业绩效的提高，以及避免违约风险及交易费用的上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股东才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惟一拥有者，因为出资者在企业中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如专用设备等，一旦挪为他用，便可能一文不值)，并且这些资产是可抵押的，如果企业出现财务危机，首先遭受损失的便是专用性资产。 　　可见，这种“股东主权”式的单边治理结构在业主制企业、合伙企业及一些股东主导型公司是非常常见的。这不仅存在于实际的操作方面，而且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观念。因为它毕竟在古典企业运行了几百年。然而，现代社会几乎成了“公司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是偏离“股权至上”逻辑的。 　　从理论上说，公司行为的物质基础是法人财产而不是股东的资产，其权利基础是法人财产权而不是股权。因此，公司的目标只能是确保法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同时，一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通过在企业长期工作，形成了专用性资产，拥有了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能力，他们也要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 　　显然，不仅是投入物质资产的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工人等等都为法人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作出了贡献，都可以享有法人财产的收益。所以，公司应归利益相关者共同所有，他们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来实现自身的权益，通过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牵制、约束，从而达到长期稳定合作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于责权利对等基础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基于这一认识，威廉姆森把资产专用性归结为企业存在的重要原因，它一方面推动着企业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给具有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一定的股权安排，保持企业内部的稳定以及避免讹诈等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