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活动的研究.docVIP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活动的研究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态势。中国国民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事件诉诸国联和平解决。迫于压力，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情况。而对国联调查活动时间、内容及态度的研究，可以窥探出国联调查团对日本的妥协、偏袒而最终助长其嚣张气焰，并导致发动全面侵华的野蛮行径。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63-02 　　国联全称国际联盟，也称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其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有60多个国家参加，中国和日本都是最早参加的会员国。当时，国联大会、行政院和秘书处的领导权，都操纵在英法等少数帝国主义列强手中。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按照《国际盟约》的规定，国联有权对侵略者挑起的战争提出警告、组织调查、实行公断。甚至在必要时，国联还有动员会员国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的权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由此揭开了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的序幕。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动，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是对国联及其盟约的一次公然挑战。以至于有国联官员将此事件称为“国联维持世界和平能力之最尖锐试验”“为国联历来所处理各问题中之最困难问题”[1]1294。那么，在此情况下，当时的国联又是怎么做的呢？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所做的调处活动进行考察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对日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正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次国际联盟大会举行第65届理事会，听取中日双方代表就这一事件的简要报告，这是“九?一八”问题进入国联理事会的开始。自此，调解中日争端便成为国联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议题。 　　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提出照会，要求国联召开行政院会议，并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恢复占领前的原状，并确定日本对中国赔偿的性质和数额。9月22日，国联行政院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日本代表芳泽谦吉辩称日军行动纯属自卫;并谎称日军大部已撤回南满铁路区域。结果，会议授权行政院主席勒乐向中日两国发出同样内容的紧急通告：“（一）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二）与中日协商一种确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妨害。”[1]1238这个通告虽然表达了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态度，但并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如何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也毫无表示，而且没有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反而要求双方撤兵。由此可见，国联从一开始就站在偏袒日本的立场上。 　　9月30日，国联再次召开理事会，通过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第一个决议案。关于此决议案，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重申了日本“对于满洲无侵吞领土之野心”的声明以及“日军业已络绎向南满铁路附属地开始撤退”的谎言，而且仍然没有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更谈不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二是肯定了日本提出的中国必须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的所谓撤兵条件，为日本拒不撤兵提供了借口;三是对日本撤兵日期未加限定，只是决定“本案倘有严重不测之发展，于十月十四日重行召集会议以应付之”[1]1241-1242。这就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时间。 　　10月13日，国联应中国代表的要求提前召开理事会，经过漫长的讨论，22日提出一个解决中日问题的决议草案。此决议草案与9月30日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第一个决议案相比，内容并无太大的区别，只是要求日本在国联11月16日再次开会以前将军队全部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3]1258-1259。但日本代表拒不同意规定撤兵日期，并提出所谓的修正案。在此情况下，国联理事会竟将理事会决议草案和日本提出的修正案同时在10月24日的会议上进行表决。结果是日本的修正案以13票对1票被否决，而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也因日本的1票反对未获通过。对此，国联只是宣布休会了事，并无新的举措。国联对日妥协、退让、袒护和纵容的绥靖政策，在此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继续开会，中国代表援引《国际盟约》第16条，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些中小国家也希望国联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大部分战略物资需从美、英、法等国进口。如果此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就会使日本的经济陷于瘫痪，从而就有可能迫使其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愿对日决裂，因此，对日经济制裁的建议也就难以得到国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