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上古象》专栏 钟鸣《蜀玉铸国史》.docVIP

蜀玉重铸国史 ——《大公报》《上古映像》专栏第三期 钟鸣 选自大公报2011年9月5号 中国人在古物上吃的亏，有史可鉴。上世纪，王国维便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先有孔子壁中书，遂有汉代今古文学兴，晋代出汲中竹简，遂又有经典新释。近代更甚，上世纪号称的华人四大学问，甲骨学，敦煌学，汉简学，内阁大库档案，也都因古物发现而盛极一时，延续至今。 相反，古物的湮灭，流失，也永为华夏文明之痛。汲中书虽问世，却遭永嘉之乱，所剩无几，上古三代史诸多关键，遂遗留为问题。雕板印刷流通前，更多典籍灰飞烟灭，也只言片语为后人辑录。甲骨文早期出土约十万片左右，外国所得即达半数。西域、敦煌古物更惨，几乎被欧美、东瀛一网打尽，分散在海外三十多家博物馆机构中，西夏古物也全躺在俄国。作学问，撮其精要，你就得外跑，拍照，抄录，摹写。故陈寅恪有名言：“敦煌者，中国学术伤心之地”。清朝内阁大库册表典籍，移午门博物馆后，竟有四分之三当废纸买，幸得罗振玉抢救。古物的罹难，最大规模，也最具象征的是圆明园，建筑给毁掉，老佛爷的念珠，乾隆的甲胄，给弄到法国枫丹白露展览着，展览一段屈辱史。 按理，这些陈年旧事，都该激起国人对自家古物的怜惜，但也未必见得。兵燹災火，“文革”摧毁，自不必说。近年，国疆四域，建设兴隆，遗址、古物发现最多，如四川麦坪遗址，就面积之大，位置之显（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