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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司法监督的体系及能力科学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显然，科学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人大司法监督体系及能力科学化又是法治监督体系及监督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因此，认真总结人大司法监督的实践经验，推进人大司法监督体系及能力科学化，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基本情况 　　人大司法监督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公共权力的历史活动，是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司法腐败的宪政安排。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人大常委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各地司法实践，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行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监督活动，在体系建构、监督机制等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一是建立健全了人大司法监督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司法监督机构是比较健全的，干部配备是比较充分的;就是基层的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也都成立了司法监督机构，配备了一定的工作人员。二是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制建设取得成效。经过1980、1990年代的经验积累，到2004年前后，全国绝大多数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本辖区的人大司法监督法规，对司法监督内容、程序做了规范。但200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出台后，为维护法制统一和上位法的权威，已经制定实施的地方性司法监督法规被清理废止。三是人大司法监督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就成功经验来说，在2005年前后，经过人大司法监督长期实践，地方各级人大将司法个案监督当作有效举措，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司法监督程序，明确司法个案监督的对象是已经生效了的法律文书，逐步厘清了人大司法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边界，初步理顺了人大司法监督与避免干预司法独立办案的关系，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如宁夏发生的25名法官受贿腐败的丁玉海窝案，最终经中纪委彻查和最高法院复查得到纠正，同时宁夏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本案的监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教训而言，监督法没有将个案监督纳入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定方式，该法立法说明的解释是只将成熟的监督方式写入法律，欠成熟的留待继续探索。对权力机关能否开展司法个案监督以及应当如何监督，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不同认识，也曾引发激烈论战。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各地关于个案监督的尝试和探索戛然而止，甚至被视作禁区。目前，人大与司法机关的现实关系演化为：人大寓司法监督于司法支持中，扮演了为司法机关要编制、要经费的呼吁机器角色;司法机关行礼如仪地尊崇人大权力机关的地位，有选择地找几项司法议题来配合人大的司法监督，在经过紧锣密鼓的程序后将一份书面报告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然后再持那些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的报告开启向有关部门要钱要编制的流程，至于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是否真的感受到公正正义，每年庞大的涉法涉诉案件为此做了最真实的解答。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啊！看到这样的现象，群众心里当然就会有问号，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2]习总书记的讲话既包含着对司法腐败的愤慨，也折射了人大司法监督缺乏实效的现实。 　　二、人大司法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人大司法监督与人民的期待相比，明显是滞后的、低效的，有时候甚至是集体失语的。监督法出台后，各级人大常委会历年的工作报告几乎都有“进一步增强司法监督实效”的类似表述。这一论断的潜在逻辑就是司法监督的实效年年不足。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认识存在误区 　　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无论是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一是“监督干预论”。认为人大只能对司法机关进行原则性的宏观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不能介入具体案件，否则会影响司法裁判，干预司法独立。二是“监督越位论”。认为检察系统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监察系统是专门的廉政监督机关，对司法个案的公正性，应当由检察系统负责监督;对司法人员的廉洁性，应当由监察系统查处，人大司法监督体系不应“越位”重复监督。三是“监督无用论”。认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不关注个案，不解决具体问题，对司法机关办案整体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司法监督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的集体表演，起不到人大司法监督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对维护司法公正是没用的或低效的。 　　2.结构职能耗散 　　人大司法监督部门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对人大司法监督是否有效至关重要。现行人大司法监督部门，在中央和省级是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内务司法工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