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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慈善行为动机历史演进的研究 　　 　　 　　〔摘要〕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与慈善有着天然的隔阂，但企业慈善实践却从未停止，并且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只能证明企业行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早期企业慈善事实上是企业家个人在宗教教义影响下的爱心行动；在20世纪，企业行善成为在外在压力下践履社会责任；进入21世纪，企业公民身份开始形成共识，企业慈善是公民积极地改善社会环境行为。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企业行善的动机，不仅可以回答企业为什么行善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剖析行善动机嬗变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归纳出企业行善动机的变动规律。 　　〔关键词〕　企业慈善行为； 动机； 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102－05 　　 　　〔作者简介〕赵如，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一、企业慈善之争与行善动机的阐释 　　企业慈善是指为追求企业利润最优化和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共赢目标，企业以一定的短期利润为代价的物质、人力资源捐赠、项目资助等自愿行为。企业慈善行为是卡罗尔（Carroll）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面说”的最高层次。〔1〕 　　伴随时代变迁，企业慈善展示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了层次各异的行善动机。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信奉者们坚称企业行善是一种侵犯股东权益和增加企业运行成本的行为，最终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企业行善动机存在的合理性。然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Drucker）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性地提出了“行善赚钱”，也就是将社会的需要和问题转化为公司的盈利机会。〔2〕沿袭这一思想，迈克尔?波特（M.E.Porter）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策略性慈善行为”，〔3〕确立了慈善的盈利属性。自从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提出相关利益者概念以来，学者们将其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结合，动摇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基石〔4〕，指出了出于平衡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善动机。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研究存在是非之争以及不同的研究视角。然而，企业行善动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企业性质认定、职能划分、经营目标确立的统一体，经济、社会、政治等是形成慈善动机的诸多动力因素，因此，慈善行为动机形成又是内需与外压的结合过程。鉴于此，如果只是从作为结果标识的行善绩效角度来考察动机则很难全面勾勒出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生成、演变及其历史必然性。而从历史的视角来剖析慈善动机背后的动力根源及其演化可能会有益于全面理解慈善动机内涵。 　　二、企业慈善行为动机演变分析 　　（一）宗教动机驱动下的早期企业家慈善行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早期企业慈善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雏形，并呈现出个人化、自愿化、矛盾化、消极化特征。〔5〕探究这一时期的企业成长背景是分析早期企业慈善行为动机及阐释其特征的逻辑起点。 　　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企业财富急剧增加、规模迅速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两次公司合并的浪潮，直接推动了大公司的出现。据统计，被合并的公司数目从1896年的26家上升至1899年的1207家。〔6〕伴随公司权力的加大，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最初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个时代还造就了一大批商业巨头，他们也正是早期企业慈善的践行者。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的安德鲁?卡耐基正是于1911年建立了卡耐基基金会，并给世人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慈善行为与慈善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卡耐基的上述思想折射出了美国慈善事业的灵魂，也指明了生成企业慈善行为内驱力的思想渊源和伦理基础。基督教的“普世”、“博爱”、“原罪”等宗教价值观是西方慈善文化的内核。“博爱”是一种超越了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跨越了民族、肤色、阶层、性别、文化和国家等界限的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的爱。慈善行为就是这种爱的载体与传播方式。早期企业慈善行为不仅惠及雇员以及企业所在社区，还通过设立基金会作为管理慈善资源的方式救济整个社会，这与“博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博爱”紧密相连的是“原罪”的道德情感。“原罪”使人的本性由“善”变“恶”，慈善就是赎罪最有效的途径，〔7〕《圣经》中就多次提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8〕基于赎罪的伦理责任，具有强烈捐赠意愿的商业巨头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成为这一时期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者和慈善资源的供给者。深厚的慈善文化不仅为早期的企业慈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更是奠定和夯实了西方国家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