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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译之译述历时的研究 　　摘要：变译是原文内容变通，译文形式骤变的质变过程。下设多级子范畴，译述正是其中一级，是解决翻译实践中变译问题的抓手。本文通过译述历时的研究成果，分析变译之译述现状，以其为基，扩大研究深度。 　　关键词：变译 译述 历时综述 　　一、引言 　　变译与全译并立，是构成翻译的一对新范畴。随着信息时代的高涨，以及译语读者求效的需要，变译理论得以创立，其译述方法受到广泛应用。如，论文引用其他学者理论观点时，对于大谈特谈的观点可通过“译述”，取其大意作为例证；剧本、对话体等多体裁转化为叙述体，需要“译述”体现；在外语教学中，教师锻炼学生阅读原文后进行转述的能力，正是“译述”的最好印证。由此可见，对变译之译述做历史性考察，对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二、变译之译述概述 　　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1]。变译的核心在摄取，摄取的精髓是求“变”，变译的最大特点是变通，其变通手段包括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八种。与“述”对应的变译方法即为译述。译述指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或复述原作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的变译方法[2]。整个过程由增加删减、编辑重组、转述复述等要素构成。 　　三、变译之译述历时考 　　纵观翻译史，总体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期。译述在每一时期都留下或重或轻的足迹。 　　（一）古代翻译之译述 　　古代翻译时期是译述萌芽阶段。翻译往往由多人分工合译，外僧背诵某经后“口授”，一人口译成汉语“传言”，另一人或多人“笔受”汉语后修饰。其中传言者通过口译不乏以己言译述。陈寅恪将罗什所译《大庄严论》同新发现的梵文残本对比，指出他常删掉原文的繁复之处，且不拘原文体制，常变易原文。陈炳应将李元昊西夏文译本《孝经》与汉本对照，发现略有差异：译文将汉文本的文言文口语化，或不按汉文的字面而是字义翻译，或颠倒前后次序，或省字[3]。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译述的我国第一部欧洲笔算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梁启超如是评价：“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译《圣梦歌》，自云系“粗述圣人伯而纳一梦”；艾氏译另一著作《天生降生言行纪略》中的《万日略经说》注：会撮要略，粗大言义。言之无文，理可长思，令人心会身体，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云译经也。[4] 　　（二）近代翻译之译述 　　近代翻译时期使译述运用达到高潮。由于国难当头，事态变革，西学东渐高涨，大批译者着手“化夷为汉”，以利译述频繁使用。 　　译学理论家严复在《天演论》中谈到：“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义”，“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是非正法”。“非正法”不是当今推崇的全译，实则变译之译述。梁启超《论译书》中指出：“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增删之，颠倒之，未为害也。”要求译者“条分缕析，庶易晓畅，省读者心力”[5]。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译例言》中表达翻译思想“存其旨而易其辞，本义并不亡失”。强调宏观把握翻译以句为主体“主译”，不以“字译”为主[6]。传教士马林与李玉书合作译述《自由篇》，序中阐明“述其大意，译以浅言，不求文之深，但求其意之显，使人共晓”[7]。 　　（三）现代翻译之译述 　　现代翻译时期由于文学翻译来潮，使译述失去往日地位。鲜有零星几为译家称道。 　　林语堂《论翻译》认为“译者对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译文求顺以句译为本，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纵观全句意义，根据中文心理译出”。曾虚白在《翻译的困难》中谈翻译标准“一在自己，二在读者”，提出应该参照中国读者的心理将原文字句重新组合成“通顺”的汉语。贺麟《论翻译》指出与其侈言创造，而产生空疏浅薄夸大虚矫的流弊或习气，不如在学术界养成一种孔子之“述而不作”的风气，强调不要片面提倡独自创造，沿用外来思想的译述。[4] 　　（四）当代翻译之译述 　　当代翻译时期，随着翻译事业经历创业、停滞、振兴的步伐，变译之译述稳中有进，逐步正轨。 　　老舍《谈翻译》指出翻译要反对生硬难解，提倡既信且俗[4]。钱钟书曾总结说各国翻译史，早期译作往往相当于译述以求把外国事物变得尽量接近“国货”，以便本国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8]。胡庚寅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口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简译”，指口译人员不拘于语言的表层机构和语量的多少，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话高度提炼和浓缩，摘其要，略其次，简而译之[9]。黄忠廉2000年出版的《翻译变体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研究变译的专著，对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的变通策略及包括译述在内的变译方法做了详细叙述[10]。此后又相继在《变译理论》《科学翻译学》《翻译方法论》等著作中研究了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