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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的模式叙事分析 　　【摘 要】“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中的叙事方式呈现了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作用，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掌控，也揭示了性别政治在现代革命叙事中的存在。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革命加恋爱”；政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57-02 　　“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比较流行，其中蒋光慈小说带动了“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流行，文学出版界卷进了一个“蒋光慈时代”。[1]这类小说中有两个因素：“恋爱与革命”。这两种因素交织在小说的情节中，不是恋爱与革命的简单相加，而是有“因恋爱而革命、革命陪衬着爱情，革命决定着爱情，再到革命产生了恋爱等几种情况。”这类作者家以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为其中主要代表。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十七年文学”也出现了运用该种模式创作的大量作品，并且在现代革命叙事的作品中相对比较集中。实质上，它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而存在，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在这个模式中结成牢靠的共谋。[2]由于该种模式与国家的政治，时代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各有不同。 　　“十七年文学”是指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的文学即1949年至1966年这个阶段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妇女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解放了，男女都一样”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话语，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可以在地里劳作也可以和男性一样在革命中历练成为英雄。所以也就有了革命中的男女两性的共处。爱情是两性之间拥有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然而在“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女性的个人情感却无情地被转移了。在“革命加恋爱”模式中，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革命，保家卫国，也像男性一样热爱革命，为党的事业而拼搏。在革命中，她们更多地因为爱男性才去参加革命，在革命中与男性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但其中男性总是充当着她们革命成长路上的导师，在革命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思想和行动上的引导。而女性对革命的忠贞不渝必定是通过她爱的男性来实现，男性将女性对革命的爱转移到他们身上。“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中这样的男女关系：爱情促成了革命，革命又丰富了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 　　梁斌《红旗谱》[3]中严志和的两个儿子运涛与江涛都是革命中的先进分子。其中运涛的女朋友春兰是一个敢于反抗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农村女青年，她从运涛的身上看到革命是让农民走向幸福的正确道路，不顾别人的嘲笑而将“革命”二字写在蓝布褂上，表示心向革命。春兰的此种行为在当时，尤其是农村可谓是壮举。现在看来这件事情略显幼稚，可“革命”在这对青年恋人心中的地位也略见一斑了。再看江涛和严萍的爱情：严萍向江涛提出想参加革命，而她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江涛问严萍时得到的答案：“因为你革命……”这对青年因为爱着对方所以参加了对方爱着的革命，在革命中作为男性的江涛给予了严萍更多的帮助，他把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她，并给她以革命的引导。严萍是作为江涛的“追随者”而存在，在精神上始终依仗着男性，最终使之成为男性话语权威下的一个符号。严萍的言行和思想都在模仿江涛，甚至以江涛为标准，严萍对江涛的认同是无条件的。在江涛的视野下，严萍是一个虔诚的追随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仿者。严萍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缺席者。严萍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男性的权威下，以尾随者的身份而存在。 　　同样的命题在作为女性的杨沫作家《青春之歌》[4]中也一样存在。林道静也是一个追随男性革命者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但在她成长过程中有两位男性是不可忽视的，卢嘉川在林道静人生中是第一位革命导师，也是林道静崇拜的对象。而卢嘉川在林道静的心目是党的象征。江华是她的爱人，但她和江华的结合又有多少爱情在里面。当时由于组织的安排她到农村锻炼。江华是她合作的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民革命者。在她与江华合作期间，江华很突然地就对林道静进行爱情表白，而此时的林道静心想“这个坚强的、她仰慕已久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心怀的人可不是他呀！”这里的爱情明显属于两性吸引的感情范畴，但它不是革命者遵从的爱情选择。于是林道静迅速否定了自我的感情要求，最终她选择了革命者江华。更重要的是她成了江华革命工作中的助手，而江华则成了林道静前进的指路人。在她和江华之间几乎没有爱情，林道静在很大程度上是陷入了父权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林道静嫁给了一个对她来讲没有爱情可言的江华，因为江华在革命中能帮助她成长，可以让她成为成熟的革命者，站在时代的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