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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角下京津冀发展的研究 　　摘要：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要提高区域竞争力，关键在于各成员单位之间的联合与互动。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三地的合作却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非协调状态。相比于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在合作意向、合作范围、合作机制上还有待加强。在经历了合作的几个阶段后，在新时期京津冀终于迎来了协同合作的重要机遇。为了破除京津冀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三地背后各自为战的利益出发点、中央相关制度设计以及非政府力量发展迟缓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协同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破除思想壁垒，搭建平等对话平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及对大数据的灵活运用这四点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发展；协同理论；对比分析；多地共赢 　　一、前言 　　（一）京津冀合作历史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历史缘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三地在地理、历史、文化上有着天然的联系。新中国建国以来，在行政区划上，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京津冀三地在辖区、行政级别等方面各有所调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北省保留名称不变（之前作为直隶省），后来将原察哈尔、热河省的一部分并入河北省，省会设在保定，1952年撤销平原省，将武安、涉县、临漳三县划归河北省，同年还撤销察哈尔省，将其原察南、察北两个专区划归河北省；1956年撤销热河省，将其原大部分辖区划归河北省。1958年天津市并入河北省，省会迁往天津。同时将河北省的顺义、延庆、平谷、通县、房山、密云、怀柔、大兴等县划归北京市。1966年天津升为直辖市，省会迁回保定。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定局势混乱，省会于1968年迁到现在的石家庄市。1973年，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等五县划归天津市。至此，基本形成现在北京、天津、河北省的辖区规模。 　　在合作历程方面，京津冀的经济合作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以经济协作为主的合作期（1949-1978），经济技术加强的合作期（1979-1995），区域合作复兴期（1996-2010），协同发展新时期（2011-至今）。 　　1. 以经济协作为主的合作期（1949-1978） 　　京津冀早期的区域合作以经济协作为主要内容，在50年代初期，我国相继成立的六个行政大区为各个行政区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此时京津冀之间开展的多次区域发展研究都是基于资源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以及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命令之上开展的。1970年后，中央提出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北京市开展了燕山石化、东方红炼油厂等大型化工项目，与河北省的建设规划冲突，使两地存在了同类产业带的资源、能源、投资、项目的竞争关系。在这一阶段，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北京和天津的发展优势，而另一方面，中央的计划指令也使河北省在政策上落后于这两个城市，没有足够的资本聚集。早期的京津冀合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赢，反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的失衡。 　　2. 经济技术强化合作期（1979-1995） 　　改革开放的浪潮焕发了经济活力，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产生了震荡，促使三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原燕南、燕北经济协作区的基础上成立了环京津经济协作区，之后京、津、冀、晋、内蒙古五省市（区）协商，成立了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这是第一个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在《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2）中，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80年代末期，区域内小范围的企业间合作一度成为三地合作重点，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①确保了地区企业间联系的顺利维系，不过，在90年代之后，由于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以及中央命令的强制性削弱，这种联席制度被削弱，区域间的互动协作重新陷入无序竞争。 　　3. 区域合作复兴期（1996-2010） 　　京津冀三地合作的复兴契机是1996年北京制定《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当中首次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计划②，河北省也提出了两环带动战略，以外环渤海、内环京津进行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对京津冀的合作发展开始重视，并在2004年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廊坊共识”，这被认为是京津冀地方政府合作的里程碑。同年6月26，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举行，会议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确定这个合作机制名称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为环渤海地区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提供一个高层次、有组织的定期磋商机制，以加强内部交流、协调和对外经济合作。这一阶段的努力使京津冀三地建立了新型的正式合作机制，从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非经济领域，签署了正式合作的框架协议。 　　4. 协同发展新时期（2011-至今）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被明确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