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什么的作用.docVIP

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什么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但此后，博古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博古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事变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 　　博古的行踪十分神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于12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但此后，博古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学术界甚至对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同行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里表述，“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 　　二、晚到说。据《周恩来传》、《文献和研究》等资料认为：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起码有22、23与24日3种观点。 　　三、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重要著述不得不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一面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飞赴西安”，一面又说：“周恩来走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像博古一样焦急地等待着。”这就是说，博古当时只是在保安等待周恩来的消息。 　　对比上述3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由于“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似乎最为权威，尽管具体日期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就只能始于12月23日，而此时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却已过去。 　　但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博古是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有史料表明，在事变发生前，博古就已经在西安领导秘密战线。与博古关系密切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次日的情况时说：“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就是中共中央13日的政治局会议。 　　另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回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说过：‘首先感到吃惊的是我到西安时，看见共产党几位领导人住在张学良的官邸里。’这时，西安内部也谣传：王炳南和王安娜在西安秘密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发在西安给中共做军事情报。罗荣桓在西安中山门城楼上，给张学良训练游击队。秦邦宪（博古）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亲口对我说过，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新城西门外绥署军法处，经他负责给杨主任秘密做联络。” 　　所谓的“牙科诊所”就是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就坐镇地下指挥部，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组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周恩来是总指挥，叶剑英是驻东北军党代表，博古是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形成三位一体。事变中对西安电台报刊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及时配合，显然是博古的功劳。 　　住在“军法处”的是汪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说：“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峰。”“安排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可见李直峰所忆不虚。 　　事变中的电报证明，博古不仅与周恩来同在西安，而且还是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的先行者，为周恩来的随后到来做了准备。从这些电报的发报人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博古于12、13、14、15、17日5天里是在一起的，尤其是17日的电报，是周恩来与博古在西安发的。 　　由于张学良的飞机迟迟不到，时间又分外紧张，周恩来一行显然于16日分头行动了：周恩来留下等飞机，博古率少数人先坐车前往西安，此点只要看16日这天周恩来与博古未发一份电报就能明白。所以等周恩来17日傍晚到西安时，博古早已在西安的七贤庄等候。 　　有历史的档案和历史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共同为证，应该可以确认3点：周恩来到西安的当天与博古见了面；博古参加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和晚宴后的会谈；博古是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博古穿梭于保安与西安之间 　　博古的电报证明，在西安谈判最为紧张的关头，博古担任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信使，成为保安与西安之间无可替代的“桥梁”。当时的保安与西安之间有一条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秘密交通线，双方领导人的来往机密、方便又迅速。从西安到肤施直线距离300余公里，从保安到肤施90余公里。这点距离对飞机加汽车的交通模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李德在回忆中说：“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为了用事实更准确地说明问题，可以逐日记载博古的行踪： 　　17日，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共同致电毛泽东，并出席张学良的晚宴。 　　18日，博古回到保安。《博古文选?年谱》说：19日博古在保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