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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索引的研究20年回顾及其电子化的趋势 　　摘要　文章结合我国古籍索引工作的具体实践,对近20年来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情况作了回顾，同时对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所带来的古籍索引电子化实践作了论述。 　　关键词　索引　古籍索引　电子化 　　 　　一、古籍索引研究的回顾 　　 　　1984年潘树广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籍索引研究的专著《古籍索引概论》。经过20年的探索，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有了新的成就和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古籍索引与类书关系的探讨 　　1986年，黄恩祝《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湖北高校图书馆》1986年第3期）一文从索引概念本质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类书是我国古代早期的索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索引界有关类书与古籍索引的关系的探讨。钱振新《“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说质疑》（《图书馆论坛》1988年第3期）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显然是不客观的。索引是一种二次文献情报产品，类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集一次文献大成的工具书；索引作用在“指南”，旨在提供一次文献的线索而不是直接阅读，类书是供直接阅览备考的，因此有些类书本身需要辅助索引。管蔚华《试论索引的本质属性及与类书的关系――与黄恩祝同志商榷》（《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2期）通过对索引的本质属性、索引与类书的概念分析后，认为索引和类书是不尽相同的两个事物，分属于检索工具和工具书两个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后，类书与古代索引关系的探讨又有了新的深入。李荣慧《类书是我国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高校图书馆工作》1998年第2期）与《我国类书、索引比较及其消长趋势》（《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5期）从类书的本质、编撰特点以及古人的阅读习惯得出结论，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并预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类书以新的面貌出现并与索引达到完美统一。事实上，类书与索引在功能利用上的确具有相同之处。类书是指摘录、汇辑多种文献中的原文，按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编排组织，以供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也认为索引的四个要素即规定特定的款目、作为索取对象、款目按一定的排检法编排、注明出处，类书大部分都具备。 　　2.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交流与探索 　　近20年来，我国编制了近80余种各类型的古籍索引，在古籍索引编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地方志索引的编撰是新时期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20年来我国的地方志索引编制取得了喜人成果。《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8226;吉林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8226;黑龙江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8226;辽宁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太原古方志索引两种》（太原市方志办1990）等是新时期地方志索引的重要成就。其中以广西通志馆旧志整理室和广西社科院情报所编制的《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最具代表性。廖子良在总结《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的编制经验时强调收录人物范围的确定问题、方志的版本问题、著录的精确问题是编制地方志索引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1］ 　　《十三经辞典》是“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重点规划项目。1984年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撰研究所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决心编写出版《十三经辞典》及《十三经单字索引》、《十三经词语索引》、《十三经句子索引》、《十三经专有名词索引》等大型古籍索引工具书。主编迟铎总结了《十三经辞典》编写的三个特点：有定性、百科性、针对性；在整个编纂过程中，遵循以下四条原则：思想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2］白玉林总结《十三经辞典》编制的特色有：穷尽收录全部词语，并多层次显示其频数；给词划分词类，标出词性；义项排列以频数多少为序；收词立目注意突出经书特点。［3］ 　　广西大学从1984年开始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取得了多项阶段性的成果。该索引正式出版后，荣获了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二等奖、中国索引学会特等奖等多项大奖。项目主持人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林仲湘曾在多家学术刊物著文介绍《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编纂过程中的经验和成就。《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践和理论》（《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介绍了《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总体设计方案、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以及人员的组配管理。《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中国索引》2003年第3期）探索了理论性的问题：一是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电子版索引是现代化的索引；三是不同的电子版索引有各自的特点；四是索引工作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