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地方立法及实践的反思.docVIP

农民工养老保险地方立法及实践的反思 　　摘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中没有一部系统的社会保障法，有关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大多是授权地方立法来规定的，由此形成了统一立法、单独立法和综合立法三种模式。在实践上，各地立法不一，农民工养老保险待遇不尽相同，缺少养老保险衔接转移的相关权利义务规定，从而使农民工养老保险很难落到实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地方立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4-0092-03 　　 　　近年来，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其老有所养，各地制定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并建立起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出现大规模退保风潮，如此结果显然背离了立法者初衷。所以。探讨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问题，对农民工切实享受养老保险权利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养老保险地方立法的基本情况 　　 　　(一)国际人权公约、宪法及其他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提供了前提 　　养老保险是指国家立法强制规定，由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在年老时给予物质帮助，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和进步的制度。养老保险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人权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其首要和基础的权利是生存权。当人面对年老无法维持其生存权时，需要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相关保障，使其生命得以延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人权法所倡导的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比，养老保险体现了一种底线的权利。正是因为如此，国际人权法对养老保险相当重视。《世界人权宣言》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 　　我国宪法第14、44、45条对社会保障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由于宪法规范相对原则、抽象，公民很难通过这些方针条款来真正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实效性，并非取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本身，而是取决于对其实际保障的程度”，宪法权利的实现往往有赖于相关部门法律的具体规定。根据宪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部关于私营企业劳动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强调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从而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提供了前提。 　　 　　(二)地方养老保险立法为农民工切实享受该权利奠定了基础 　　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中没有一部系统的社会保障法，也没有一部针对农民工的全国性法律，有关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大多是授权地方立法来规定的。综观各地立法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统一立法。所谓统一立法是指农民工流入地并没为农民工养老保险进行单独立法，而是修改原有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将农民工纳入适用范围之内。这种立法模式以广东等省市为代表。广东省先后出台《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及实施细则，强调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需参加养老保险，明确将农民工涵盖在适用范围之内。而广东珠三角是农民工相对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或是直接适用《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或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养老保险规范性文件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2006)、《珠海市社会养老保险条例》(2006)，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养老保险进行明确规定。 　　第二，单独立法。由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不仅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分野，还存在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份的差异，不同身份享受不同权利。农民工进入城市，打乱原有立法体系，为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权利，不少地方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进行单独立法，以区别于本地居民，其中以北京、青岛、郑州、重庆等省市为代表。如《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2001)、郑州市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参加我市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2004)、《青岛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暂行规定》(2005)、《杭州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试行办法》(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