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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李娟娟（1991-），女，汉族，安徽濉溪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摘要：国内关于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系统研究某一地区或某类书籍的贸易情况，也有从经济或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国内的研究多从中国向日本传输这一角度来谈，相比之下，日本的书籍怎样传入中国及对中国的影响则涉笔不多，加之清代中日书籍贸易这一问题存在着涉及面广、资料繁杂等问题，因此关于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关键词：清代；书籍贸易；研究成果 　　国内对中日书籍交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深了学界对中日书籍交流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大学王勇教授提出了“书籍之路”的概念。他认为：“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无疑，这一概念完善了汉文化圈的建构。清代的中日书籍交流，除了以前传统的方式外，书籍贸易成为了中日书籍交流的主要途径。 　　一、研究现状 　　古代的中日书籍交流主要以中国向日本传输为主，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主，清朝前中期也不例外，至晚清则有另一番景象。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多是从中国向日本传输这一角度来谈。至于日本的书籍怎样传入中国及对中国的影响则涉笔不多。关于清代中前期的研究，学者经常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出发，又归宗到文献学或文化交流的上来，以求完善中国的文献学研究，了解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晚清，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中日书籍贸易也发生了转变。日本书籍（包括日本的书籍和西方传输到日本的西方书籍）大量向中国传输，所收藏的汉籍也大量回流到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汉籍回流现象、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及晚清图书的商税问题有所探讨。目前，学界对清中前期的书籍贸易研究数量较多一些，晚清研究数量较少。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也有以某一类书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总说等其他情况。 　　二、研究成果 　　古代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是历史学界的一大研究重点，而中日之间的书籍贸易不仅具有经济贸易的性质，又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因此，从书籍贸易的角度来研究清代中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国内的研究成果有： 　　胡孝德先生在《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研究》一文中认为，清代的输日书籍更多是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的。通过对输入日本书籍的数量、价格和畅销情况，以及中日两国商人在书籍贸易中的获利情况的考察，作者比较清楚的向读者展现了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概况。周振鹤先生的《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为说》一文，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作为例证，从买方、卖方、刻本、写本诸方面分析了清乾隆时期中日书籍贸易情况。作者认为贸易的核心在于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商人在进行书籍贩卖时一定会了解市场的需要及考量入手的价格，然后才决定“持渡”哪些书及多少份，因此研究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的核心应该是持渡书目的研究。持渡书书目与大意书的研究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学术领域中的目录学与版本学的问题，也关系到书籍史中的出版史与印刷史的问题。周振鹤先生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所载441种书与《千顷堂书目》进行比较，列出了为《千顷堂书目》所不载的明人著作与明代刊本。书中含有的清代书籍还未与《四库全书总目》作比较。孙文杰先生的《论清代对外图书贸易及管理》一文介绍了中国和日本、朝鲜、西方的书籍贸易概况和清朝允许及禁止的进出口图书种类，文中还简单的介绍了晚清图书进出口税收的调整情况。 　　其中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有：李杰玲女士的《清代广东与日本船舶贸易中的汉籍交流初探》一文，利用日本大庭?先生整理的中国商船所载的书籍资料，介绍了清代广东方志输入日本的年代和数量，还提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汉籍的回流情况。贺宇红先生的《书籍东渐――宁波“中日海上书籍之路”的传播和交流》一文，简洁的介绍了中国古代宁波与日本的书籍交流，认为明清时期宁波鼎盛的雕版印刷业、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与日本由来已久的贸易传统，“足以使宁波成为日本人收集书籍的主要目标市场和基地”。范金民先生的《缥囊缃帙：清代前期江南书籍的日本销场》一文，主要依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一书和大庭?先生整理的三份输日汉籍书目，详细探讨了清代前期江南书籍输日的数量，书籍的出港地，输日书籍的内容、价值，以及江南书籍刻印与流通市场等问题。作者通过对三份输日汉籍书目的分析，为我们勾勒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作者还指出江南地区的书籍生产和销售市场使得从乍浦、宁波和南京开出的赴日船只拥有比其他地区的唐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