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译作品风格及翻译的策略的研究.docVIP

喜福会中译作品风格及翻译的策略的研究 　　摘要：美国华裔文学家谭恩美代表作《喜福会》自1989年在美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关注。中国内地于1992年首次正式出版田青翻译的《喜福会》。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程乃珊翻译并出版最新版本的《喜福会》。本文以《喜福会》原作及田青、程乃珊两位译者所译中文译本作为主要研究文本，以中美文化的差异为视角，从译本的语言特色、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上对《喜福会》译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喜福会》;文学翻译;文化翻译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中美学术界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广泛关注，华裔文学中涉及到的特殊写作背景、作者背景、作品主题为这一“另类”的文学著作增加了不少的特色。读者在阅读华裔文学译介的过程中，不仅体会到了两种文化、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人类相通的共性。同时，通过华裔文学家笔下对于两代人冲突与融合的笔触，读者也能体会到中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因而，美国华裔文学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是一种文化的翻译。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喜福会》中文译著译者风格及翻译策略。 　　本文以1989年出版的谭恩美原著The Joy Luck Club为主要研究文本，1992年田青译著《喜福会》及2006年出版的程乃珊《喜福会》为主要中文译著对比文本，通过对三部著、译作的阅读和对比研究，本文主要从翻译方法、策略和文化角度上还原译著的翻译过程。 　　一、语言特色在文化层面上的还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The Joy Luck Club中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无疑是其中大量出现的汉语拼音，这样的语言现象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上，汉语拼音组合成的完整句子也大量出现。这些成分的频繁出现，使得原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多语文本。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汉语拼音是出现为阅读造成了陌生的异域感，译者在处理此类语言现象的方法和方式上，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喜福会》语言特色的出发点。 　　小说对于母亲们人物语言描写大量借用汉语词汇表达，并与英语的语法规则相融合，这样的“混搭”在表现语言符号所渗透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书写方式和美感，赋予了文学作品独特的韵律和文学形式。《喜福会》中操着蹩脚英语的母亲与土生土长说着流利英语的女儿们的对话体现出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但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持其原有的异域特点，译者对于中文词汇的取舍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问题。为满足中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程乃珊和田青两位译者也有不同的选择。 　　例：“Its not showoff.” She said the two soups were almost the same，chabudwo.Or maybe she said butong，not the same thing at all.It was one of those Chinese expressions that means the better half of mixed intentions.I can never remember things I didn’t understand in the first place.（1989：19） 　　“这可不是显耀，”她说这两种汤几乎是一样的chabudwo（差不多）;也许她是说butong（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反正是汉语那种言不由衷的说法，指的是两种事物哪一个更好。一开始就弄不懂的事情我从来记不住。（1992：5） 　　“是没有什么稀奇，”她说，“它们差不多是一式一样的。”事实上她真正的意思是“它们完全是不同的。”这是中国式的文字游戏，一种措辞技巧的卖弄。――这其实是在混淆两种根本相反的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要尽量使之婉转含蓄，不要显得太唐突地表示出来，这一套我是永远学不会的。（2006：5-6） 　　在此处拼音内容chabudwo的翻译中，田青的译文保留了原作中的拼音，一方面可令读者意识到此处有语码转换发生，并进而思索其意味;另一方面这种拼音的夹杂在视觉上给译本读者以陌生化的冲击。而在程乃珊2006年译文中将原作的多语色彩完全抹煞，译文读者无从知道此处发生了语码转换，也就无从体会这一转换的策略性意义。此外，原文给予读者的陌生化效果对译文读者来说已全然丧失，阅读难度也大为降低。译者主观增加信息，用中国人“婉转含蓄”的特质来进一步解释母亲在谈论事物优劣时的模糊态度，虽为译语读者传达了足量的信息，但却也剥夺了读者感受原作语言特色的权利。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译者的一种创作。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充当了译作作者的身份，还拥有着创造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