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的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docVIP

北京大学人口的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三十多年，成效如何？ 　　穆光宗：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三种含义：一是家庭自主计划生育，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几个是家庭、夫妇和公民私权范围里的事，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古往今来，“家庭计划”最普遍。二是政府帮助下的家庭计划，首先在生育的子女数和间隔的决策上依然是家庭、夫妇和公民自主自由自愿自觉，但在避孕节育、优孕优生和生殖健康等方面，政府提供了信息、避孕药具、教育、服务和人文关怀等帮助，这种做法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三是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这时候，政府作为生育决策的代理人出现，准生证制度是落实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显然，中国的计划生育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自1980年9月25日颁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以来，我国就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非持续发展之路。迄今已经积存了至少1.5亿甚至超过2个亿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施行三十余年的一胎化政策积累了很多弊端，如失独问题、男性数千万光棍人口所隐含的社会安全、独子老龄化所包含的养老安全、劳动力短缺前景下的经济安全、兵源不足所导致的国防安全等的巨大威胁，等等。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以后的中国将长久面临人口失衡的局面。 　　时代周报：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已不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且首次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表述折射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 　　穆光宗：党的十八大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明确指出：逐步完善政策。这是一个以改革引领发展的方向性指示。我们还注意到，像2000年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也销声匿迹，这是重要的破冰信号。2010年，中央提出要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的背景是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22下降到2010年的1.18，早就进入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超低生育率阶段。而且从我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看，也属于很低的生育率。 　　长期以来，国人错误地将对“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发展”。正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到了今天，维护人口发展结构性安全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控制人口）。 　　回复“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何种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穆光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比五普时又高出1.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 　　虽然重男轻女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一胎化政策的确是加剧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可忽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1995年，我撰文明确提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过于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至今我认为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完整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以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密切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早就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但是到了崇尚市场经济时代，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权利？你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穆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