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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灾后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式分析 　　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地处中国科学城绵阳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羌族文化优势。羌族在中华民族中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却又是一个拥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极为脆弱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5.12汶川特大地震致使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毁损，灾后“羌族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的兴建将使其从传统资源保护嬗变为全新的诉求、从分散性保护上升为系统性保护、从区域性保护跃升为国家甚至是全球性保护。羌族文化、特别是非遗品牌建设必将成为北川“文化强县”的强大助推力。基于对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认识和基本分析，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内在的运行机理，从其保护主体、保护客体及其保护路径，探究构建北川羌族灾后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维模式将十分有益。本文重点从机制法制保障、宣传教育保护、研究创作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等不同维度提出了对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以期为其灾后重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5.12地震对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使隶属于四川省的羌族文化核心区、周边文化区遭受人员、财物的重大损失，并已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一）现代羌族的主要聚居区重大人员伤亡。据初步统计，羌族同胞有3万多人死亡，占羌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仅在北川就有约2万人遇难羌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大量遇难。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研究所的民间老艺人80％都不幸遇难，其中包括民族舞蹈家、音乐家、民俗研究专家等。 　　（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文物的损失。地震使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羌文化损失甚是惨重，地震导致房屋倒塌，大量代表羌族民间文化的文化器物被埋或遭严重毁损，如端公的法器，羌族服饰、乐器等，“羌族山歌”、“大禹的传说”等珍贵的禹羌文化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1] 　　（三）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精神损失。汶川特大地震在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受灾羌族群众的精神和意志，羌族文化载体的大量灭失，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羌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面临丧失的危险。 　　（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在北川羌族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民俗、民风保护得比较完整，历史久远的村寨、古建筑、遗迹受到严重破坏。根据有关方面评估，北川羌族自治县属极重灾区，地震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72亿元，目前，次生灾害损失还在增加。[2] 　　汶川特大地震使北川羌族的传承人、文物、精神、经济、生态等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灾后重建中羌族非遗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北川羌族灾后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判断 　　汶川特大地震不仅造成了灾区人民生命和家园的极大毁坏，也给当地的文化遗产带来了空前的损害和文化灾难，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尤其严重。在灾后重建中，加快对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羌族非遗，有必要厘清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对北川非遗进行重新认识并做出科学合理判断。 　　（一）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从传统资源保护嬗变为全新的诉求 　　大地震发生前，北川的生态环境、羌族人“天人合一”及禹羌文化构成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旋律。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政府提出了致力于打造大禹故里文化品牌和禹羌文化走廊，联手开发禹羌文化资源，重点打好三张牌，即大禹牌、民族牌、生态牌，以期带动北川旅游业的发展。此时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倚重于对原有非遗的有效传承保护和开发，知名度不高，辐射力不强，影响力有限。地震发生后，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及诉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大地震的“余波”冲击全球，惨烈的地震遗址聚焦世人的目光，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横空出世，地震资源的保留、禹羌文化的抢救保护与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成为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新的诉求。 　　（二）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从分散性上升为系统性 　　毋庸置疑，地震前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并拥有不少已开发的非遗旅游产品，如大禹故里、寻龙山等，但这些非遗旅游产品大多由企业家自主经营，过于市场化和物质化。而原著羌民的生活环境基本是农耕文化，他们只是保持了相当原始的习俗，显得较为独立、分散，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文化延续状态，缺乏系统的文化传承，更缺乏有效地保护和开发。 　　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保护受到空前重视，政府组织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规划，重新评估非遗资源，把分散独立的非遗资源进行整合，组合开发非遗旅游系列产品，对各种非遗资源进行主体分工，错位经营，建立科学的羌族非遗传承和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