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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深化的改革仰赖顶层的设计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改革顶层设计”，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改革设计”。如何理解“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顶层设计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顶层设计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将产生哪些影响？ 　　近日，参与“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面对《凤凰周刊》记者，就“十二五”期间“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及改革路径作了解答。 　　凤凰周刊：最近关于深化改革的提法非常密集，在中央高层有关“改革顶层设计”的表述也越来越具体，似乎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解读这种迫切性？ 　　马晓河：改革开放30年，在多重压力下，逼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这种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渐进式，渐进式里面有“四先四后”。第一是先下后上，由下面发动，上面认可，向下推动；第二是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先把饭吃好；第三是先点后面，先试点后面上推广；第四是先增量改革，成功后带动存量改革。 　　“四先四后”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同时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分税制改革改出了“土地财政”；国企改革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医疗体制改革反使“看病难、看病贵”更加普遍；教育体制改革抬高了学费，降低了教学质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先富带动后富难以实现。 　　这些问题很难再通过制定一两条政策来解决，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设计， 　　当前或今后―段时间里，改革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国内两个群体：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和没有上升通道的知识分子。前者要饭吃，后者要出路。 　　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动力，将来自以下两大变化。 　　第一大变化是，中国将面临“三多三少”的问题。首先是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从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导致农村人口变少，城镇人口变多。如果从宏观上不能改变阻碍农民进程的城乡二元制度，可以想见，到2020年全国城镇将拥有3-4亿农民工，就会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生存着享受两种制度的群体。这3-4亿农民工的主体是“80后”、“90后”，有知识、有理想、会上网、容易集聚、维权意识强，那么他们眼看着城里人享受着比他们高很多的福利，心理扭曲在所难免。而近距离对立最容易造成突发事件，这给现代化与强国富民带来了矛盾。所以，城乡二元制度，改得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其次是“中等收入”人口由少变多。中国未来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其最大标志是中产阶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是支撑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未来的中国社会要靠中等收入者、理性阶层的支撑。没有成熟的中等收入阶层来支撑，向成熟社会迈进的条件则不具备。而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等收入者关于公平、公正、平等、透明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 　　当前特别要高度防止“三失群体”的非理性结合。“三失群体”是包括在历次改革中被改革边缘化后失去上升通道的草根精英，在历次的城镇化中失地被拆迁的农民和城市市民以及失去就业的城镇居民。“三失人群”要工作、要上升，若处理不好，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由于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他们对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和法治社会的诉求也越来越具代表性。再想用以前“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已经不灵了。 　　再次就是消费从少变多。在现有体制和政策安排下，我们全是“建园区”、“搞招商”、“组织生产”、“做大GDP”、“做大财政收入”，这是按照生产型社会来配置的一套产业结构。今后若要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显然已再不适应。 　　还有一大变化是，中国去年GDP超过了日本，最终会变成全球多极化中最重要的一极。作为大国和强国要享受和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要享受国际政治权利，同时要承担责任，就要面临大国博弈的问题。此时的社会管理、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要适应国际化、全球化。 　　面对这些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就要选择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线。这个新路线需要顶层设计。 　　凤凰周刊：在你的一贯表述中，未来改革必须坚持“自上而下”的基本路径，是要顶层设计的意思吗？ 　　马晓河：过去那种从下到上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使受益群体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开始农民、工人先受益，后来农民、工人被边缘化，精英群体获益越来越多，甚至掌握了关键资源的垄断部门、核心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照以往的路线推进改革，获利最多的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改革，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从下到上的改革模式，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由下向上容易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减少，需要从上到下的改革越来越多，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全国整体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改革的成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