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浅议.docVIP

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浅议 　　摘 要：1900年6月23日出土的5万余件敦煌文书，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其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成为了学者研究中国唐宋历史不可或缺之资料。近些年来，随社会学、社会史等领域知识的延伸注入，相关敦煌学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新契机、新问题。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文书;日常生活史 　　自1909年王仁俊先生首刊《敦煌石室真迹录》至今，敦煌学已走过百余年历程，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但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讲：“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经历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是史料的迅速数字化，使得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变得容易起来;另一方面是相关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使得中国历史研究的课题更加广泛。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属于比较传统的研究领域，但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也受到‘新史学’的冲击。”那么，在此种“冲击”之下，该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方法解读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呢？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敦煌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5万余件的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与收入和支出相关的珍稀文献，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同时代的传统文献相比，它们更加鲜活、更具生活气息。张国刚讲：“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更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1]宁可讲：“敦煌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具有共性。有许多问题，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或者记载笼统，语焉不详，或者记载缺失，而藏经洞文献对之却有当时的具体细致翔实的记录，这就大大有助于探明这些问题的真相，廓清疑误。”[2]荣新江讲：“我们从文献和绘画中，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不同景象。这样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是在敦煌之外很难集中找到的，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3] 　　从20世纪初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生活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成果多、范围广。1979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刊行，不仅对帐籍制度做了考证，而且校录了许多有很高研究价值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唐耕耦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录有各类敦煌社会经济文书34类、1664件文献，是迄今为止收集最为全面的一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录文集，也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最为常用的必备书籍。另一套《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的陆续出版，更是为敦煌社会生活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姜伯勤自70年代末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并先后结集出版。例如，《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论述了敦煌文献中所展现的唐宋时期社会生活风貌，试图构建起以礼仪为主线的敦煌社会史框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则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因有助于了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以及考察由此反映的社会根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论文，录校并结合文献考释了一批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亦对一些姓望氏族谱做了录校，并据之探讨了郡姓的发展演变。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探讨唐代敦煌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熊铁基《以敦煌资料证传统家庭》认为敦煌文献中所反映的家庭，基本上与中国古代传统家庭的特点一致。杨际平《平均寿命与家庭结构、家族规模》依据敦煌籍帐编制了5～10世纪敦煌家庭结构类型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庭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与家族的规模。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搜集了公元5世纪至10世纪敦煌户籍资料中的126户相对比较完整的家庭资料， 详细讨论了这一百多个家庭的形态、人口结构和婚姻状况，是敦煌地域家庭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婚姻生活研究方面，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在整理、录校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文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壁画中的相关资料探讨了唐宋时期沙州地区婚嫁、生育习俗。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利用敦煌户籍、手实及其他资料探讨了胡族婚姻形态对唐代百姓、氏族的影响。社会组织研究方面，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录校和研究。生活习俗研究方面，黄正建发表的《敦煌文书与唐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主食部分）》《唐朝住房面积小考》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