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眼睛的转向以科学技术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理论为视角.docVIP

权力“眼睛”的转向：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为视角 　　摘要：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为视角，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关系的讨论继续深入到现实操作之中，提出，信息技术之所以能够承担意识形态的职能并非源自于技术本身的属性，而是产生于信息技术话语之中所隐藏的排除机制、归因效果和询唤功能。但这种由技术话语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功能也经受着源于权力对象因技术赋权所产生的挑战。 　　关键词：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意识形态；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吴鼎铭，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一、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争产生于西方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大讨论中，并贯穿于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的观点，最终在哈贝马斯那里得以整合和系统化论述。法兰克福学派创造人之一霍克海默承接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和“异化”等概念，批判性地提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早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就提出这种逻辑关系的雏形，认为科学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其与文化、政治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并在科学任务的确定上缺乏最基本的理论根基。这两个核心矛盾导致了科学无法揭露社会的内在真实本质，“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因此，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因素，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在其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路径，他们认为启蒙在扫除愚昧的同时也在引诱人类走向野蛮，人对技术的支配关系在实践中产生异化，技术结构在个人的“肉体与灵魂”中逐步外化，并侵蚀人类的本性。启蒙最终演变成一种反启蒙。《启蒙辩证法》以“文化工业”作为论证核心概念，认为，“文化工业”作为技术合理性的延伸，其宗旨是消除艺术本身的审美与反思功能，将人类沉浸于单纯的娱乐与消遣之中，最终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之中。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的总结非常到位，“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迅速、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源泉。针对旧世界的每一种信念、习惯或传播，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替代。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虽然《启蒙辩证法》并没有明确标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它对启蒙理性、文化工业以及工具理性的批判，其实质乃是围绕技术来深刻提示深受技术理性影响与塑造的工业文明，由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讨论路径。 　　紧随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在他的成名作《单向度的人》中，明确提出：“科学与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的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诚然，科学技术使人们屈从于对扩大合适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装置与设备，“为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并“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技术以解放的名义“合理地”渗入到社会生活和控制体制之中，为现存的社会合法性辩护，正是从这个角度，科学技术承当了意识形态功能。不过，哈贝马斯显然不太认同马尔库塞的这套言说，哈氏认为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并非建立在传统的压制与剥削基础之上，而是源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由技术的进步成果带来的个人对于现存制度的忠诚，他反对马尔库塞提出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这一条论证逻辑，认为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实践与技术之间的差别消失，“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伤害人和交往行为，压抑人的本性。”“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这即是说，科学统治的意识形态要么在运行过程中直接剔除实践问题，将实践排除在国家问题之外，要么把实践问题归为技术问题，通过技术角度来解决政治问题，达到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以此掩盖现实矛盾与问题，达到意识形态的效果。 　　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无疑具有开创性和警醒作用，技术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其目的和利益绝非从技术之外强制附加其上，而是早已嵌入技术结构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有其客观的一面，但其发展与实践并不是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一个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