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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者 　　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引发了本世纪初最大的文物、文献新发现：古代公私文书大约5万多卷，还有幡绢绘画以及法器杂物数千件。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下至北宋，其中价值最为突出的是俗赋、变文、曲子词、儿郎伟等俗文学作品，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填补了许多资料空白。 　　黄征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史词汇学和敦煌语言文学，尤致力于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初的俗语词、俗字、俗音和敦煌变文、曲子词、愿文等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用训诂的方法解决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难题，把以前被认为无法读懂的敦煌俗文学作品解读得怡然理顺，人人皆懂。他的著作多次荣获学术大奖。例如《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曾荣获“王力语言学奖”；《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合著）曾荣获“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敦煌愿文集》（黄征、吴伟合著）曾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劫尘遗珠――敦煌遗书》曾随所属丛书《陇文化丛书》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随“敦煌学研究丛书”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敦煌俗字典》曾荣获“江苏省高校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学术界是这样评价黄征教授的： 　　“他这一部《敦煌愿文集》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愿文’（还有一些别的名称）是敦煌文书中的一个大家族。但可惜过去注意的人不多，研究更谈不到。黄征教授研究这个问题，搜集如此齐全，分析如此深入，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实在值得我们同声祝贺。有了这样一批前途远大的新生力量，行将见我们中国敦煌学繁花满园，辉煌无限了。连我这一匹并不识途的老马也为之欢欣鼓舞，引以为荣了。”――摘自季羡林《〈敦煌愿文集〉序》 　　“运用校勘学、训诂学的规律，产生了质疑问难的多型研究模式和心得，像挤牛乳般滤出点滴的新血液，输入敦煌写本的体内，这些缜密的校订工作，孕育出许多语文讨论上辉煌的成果。黄征先生这五十篇大小不一的论文，是多年以来他在学圃上默默耕耘的新结集，也是他多方面不同造诣的具体表现。……”――摘自饶宗颐《〈敦煌语文丛说〉序》 　　孙：黄老师，您好！久仰您在敦煌文献研究与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名，并拜读了您颇具影响的一系列著作。在阅读您的著作时，很多读者都想知道您的学术研究经历，您是怎样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的，您是否受到过哪些前辈的熏陶和影响。您能否就这些问题先给我们谈一谈呢？ 　　黄：我大学的后两年对古典文学特别感兴趣，杭州师范学院的樊维刚、罗仲鼎先生给了我很多的指点，也使我逐渐留意训诂知识。当时我自感读书较晚，时不再来，所以学习非常用功，读的书比极大多数同学要多得多。除了学校图书馆的书，我还读省图书馆的书、自己买的书。我习惯在图书馆做笔记，把卡片柜中的书目按类抄撮，于是在心中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也知道哪些书是自己想读或该读的。我最早接触敦煌学的材料也是在那里，读过罗振玉编的《敦煌零拾》、刘复编的《敦煌掇琐》等线装书，把其中的敦煌曲子词全部抄录下来，连同校勘记也没有漏掉。不过，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三年之后竟专门研究起敦煌学来。 　　1985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当时读的是研究生班，由于是个七个人的班，而且学制二年，导师不固定，所以第一年全靠自己摸索。不过我还是很幸运的：姜亮夫先生是我们导师，沈文倬、刘操南、郭在贻、张金泉等著名学者都是我们的任课教师，我的毕业论文是著名训诂学家、敦煌学家郭在贻先生指导的。我也广泛钻研其它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姜亮夫、蒋礼鸿先生的著作，他们都是敦煌学的最著名专家，同时也都是语言文字学、文学的专家。两年学习后我顺利毕业，并在郭在贻先生的推荐下留校到中文系工作。 　　1990年我考取所在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训诂学方向在职博士生。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都是我的导师。我之所以以训诂校勘学为根底，而又从事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就是直接受到了三位导师的影响，他们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学术精神自始至终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研究。 　　孙：2007年1月27日，南师大隋唐敦煌写经卷首度公开亮相。如今，这3卷价值千万的敦煌卷子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公认。听说文学院两代学者为收藏与鉴别这3卷敦煌写经卷的真伪付出了巨大努力。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地谈谈经过呢？ 　　黄：谈到这个问题，的确有故事可讲了。这3个敦煌卷子是南师文学院前身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著名诗人孙望教授在1956年花了130元从北京琉璃厂买回来的。孙先生带回敦煌卷子之后，也曾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来鉴别真伪，但是大多数人口头赞叹而内心存疑：若说是赝品，又没有依据；但若说是真品，为何纸色、墨色都刷新的呢？尤其是“文革”时期，孙望教授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