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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东方文化精粹引入经济学的研究 　　请允许我先向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次我获奖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最早给予肯定并加以推介的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已故的知名教授曾启贤学长。他与经济学院老院长谭崇台教授，在我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出版不久，就约我到武大讲学，讲综合平衡。1986年，我以这本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年度著作奖”，应与武大经济学院同仁的鼓吹不无关系。今天，在二十七年之后，又荣幸地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好像是天意，怎么这么凑巧，竟然在武汉大学授奖。我想曾启贤学长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这次获创新奖，联系前五届的创新奖，使我一再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岁月。那时，大目标已定：要富裕的社会主义；而要达到彼岸，没有现成道路，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学界在选择过河路线，如引入市场机制，在选择起步应该登上哪块、哪几块石头，如联产承包、如价格改革等等，不顾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禁忌，激情满怀地议论、讨论、争论、辩论，应该说，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无愧于祖国对我们经济学人的期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闭幕的再次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走过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世界共睹，而且发展的势头仍将持续；人民生活今昔对比改善甚多，而且依然在继续改善。可是，在前进中，经济里的问题更多了。社会的不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是日益减弱而是日益多发。改革开放不久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歇后语，而现在更增强了对抗的色彩。人们的通常想法是：经济发展了，矛盾会越来越少。其实，矛盾越来越多却毋宁说是现实的规律。同时，在闭关锁国刚刚被突破的初期，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现在国门大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之中。“中国制造”好像神话似地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了不小的一片天地，可是，现在却面临必须及时调整战略以站稳阵地的严峻挑战。我们抗过了1997年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大震荡，那么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联系中应该选择怎样富有弹性的机制，应该准备怎样的应急对策，以应对再次的冲击，成为重要课题。国际上一方面承认乃至欢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同时则时时唱衰中国经济并处处设防、围堵，以至实际上我们经常处于“突围”的紧迫态势之中。这又必然要求我们关注国际经济合理秩序的重构和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如此等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说明中国经济学人要为继续深入改革开放、要为振兴中华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 　　经济学人的武器是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在这里，想讲一点对经济学建设的看法。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经济学准备大体是：（1）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实际上却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然清空。（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迅速影响 、占据了当时年轻的一代的头脑。（3）新中国成立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⑷改革开放开始，再次全力引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从大刀长矛、汉阳造，到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一队士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可以全面吸收全世界经济学成就的环境中，我们经济学的建设的确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我们对经济过程的分析细化了，实证研究也使我们对数量的把握准确了。然而，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不怎么多见。似乎精良的经济学武器还不如过去杂牌武器那样趁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于还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学全、学透。学全、学透是一个过程；何时学全、学透恐怕也难以说清。不过，学全、学透的顶点也许可以理解为达到与国外经济学人一样的水平。可是，极其现实的是，许许多多世界的经济问题，许许多多中国的经济问题，好像顶级的、治学严肃的国外经济学人，也常常处在云笼雾罩之中——不在于见解存在分歧，而在于认识、论证、对策经不起推敲，用之于实践，常常显得空泛、偏颇，把握不住要领。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掌握好经济学的武器，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的经济学，显得有点迟钝、有点保守、有点缺乏锐气，需要进一步提升。 　　比如，如何指导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深化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大家都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进入经济而原来全部管辖经济的政府保留有相当的阵地，于是有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