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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留份制度的研究综述 　　【摘要】遗嘱自由原则是各国继承法均为认可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自由是相对的，法律上的自由更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遗嘱自由也不例外。在我国的继承法中，现行的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形式主要表现在必留份制度上。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分析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的必留份制度进行研究，得出综述和个人见解。 　　【关键词】继承法；遗嘱自由的限制；必留份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064-02 　　我国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继承法特别是对必留份制度的极大关注，要归结于近年来我国两起引人议论纷纭的遗产继承案件：一个是浙江叶某将遗产全部遗赠给保姆的杭州遗赠案。另一个是四川黄某与情人的泸州遗赠案。这两个案件案情大致相同，发生时间也时隔不远，但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继承法和现设的必留份制度。 　　一、必留份制度文献综述 　　目前，在学术著作方面，我国大陆地区的学术界内对必留份制度进行专门的研究论述的著作相对而言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在探讨民商事法或者细化到家事法、继承法时，在某个章节中进行附带论述研究。截止2015年六月上旬，通过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搜索，凭借在全文范围中以“必留份”作为搜索关键词可以搜索到相关文献196篇。其中，期刊上发表的文献占了106篇，有相关博硕士论文80篇，在报纸上所涉及到的有4篇相关文章，在外文文献上同特留份制度研究一样搜索结果暂时为零。我国对于必留份制度的研究文献在中国知网上趋向于以特留份制度为主，以必留份制度为辅。并且关于这个制度的研究最早可搜寻到的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每年增幅较小，平均为个位数，到二十一世纪后相关研究文献才逐步增加。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对必留份制度的研究处于起步初始阶段，研究力度较小，法学研究不是很多，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国外对这此研究则发达得多，研究资料也较为丰富，并且多集中于英文类的资料。由于特留份制度早先于必留份制度产生发展，对其的研究也比较丰富。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的先进性研究，使得我们有了充分全面的第一手参考资料，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国内的必留份制度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性和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的必留份制度主要有四条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分别是《继承法》第19条、第2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和第45条。《继承法》第19条中，“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可以与国外特留份制度中“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相对应，“必要的遗产份额”可以对应国外特留份制度中为特定的继承人所保留的“一定数额的遗产”。我国的必留份制度与国外的特留份制度同样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但中国的必留份制度更加偏向于保护弱者的利益，即《继承法》中明文列举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这也是必留份制度的优点之一。 　　在中国，必留份制度是在探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继承法律关系时不得不提起的部分。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论文期刊，抑或立法建议稿等，对于必留份制度的研究，通常佐以特留份制度的对比。因而国内关于必留份制度的学术研究著作文献多附书于关于特留份制度的著作综述中。学说著作部分如史尚宽的《继承法论》、张玉敏的《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郭明瑞的《继承法研究》等。在期刊杂志部分，有王歌雅发表于《中国法学》的《论继承法》、发表在《法制与社会》中的李雅晨的《特留份与必留份比较分析》和周禹翔的《从特留份和必留份比较研究谈建立特留份制度》等等。由于新中国的法律兴起较晚，必留份制度在我国的学术热度还不够高，有很多相关领域值得去发现和研究。国外的继承法学者们也对中国特色的必留份制度有所研究，但相关资料较少。其中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名的比较继承法专家弗朗西斯？H？福斯特在《抚养与继承相结合―来自中国的新模式》一文中，通过综合对比美国的特留份制度和中国的必留份制度，对中国的必留份制度表示认可，认为这符合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理念，是采用个人利益去平衡社会集体利益的一种良好做法。 　　二、我国必留份制度研究方向综述 　　从必留份制度的相关研究的内容上看，除报刊报道和介绍性文章外，我国学者们开展对必留份制度的探讨角度主要有法理学、法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道德等不同角度，证明了设计此制度的必要性。从具体内容上看，更多的探讨则集中在必留份制度的缺陷、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对比和是否在中国的必留份制度中引入特留份制度这些话题上。从具体文献资料分析看，主要列举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一是必留份制度的优缺点。必留份制度是维护道德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司法规则之一，具有保护弱者利益的显著特点。对于制度自身而言，必留份制度的规定也符合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