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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反思 　　一百一十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去塞求通”：维新时期的报刊与学会 　　 　　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传统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发动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高潮，甚至一时出现“咸与维新”、一些高官也屡屡“赞助”以显己的“开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 　　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