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驱动因素的研究.docVIP

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驱动因素的研究 　　摘要：文章以铜、铅、锌、锡、铁、铝这6种矿产资源为代表，运用PMG估计法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中国等5个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驱动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制造业增加值的提高会引起金属矿产消费量的增加；技术进步会引起锡、铁、铝消费量的下降；铜的时间趋势项为正，主要是因为电子消费品的广泛应用带动了铜消费量的增长；价格机制对金属矿产消费的影响主要在长期，且影响较小。 　　关键词：工业化；金属矿产消费；跨国面板；混合组别平均法 　　金属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工业化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化面临的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未来，金属矿产的生产与消费仍将是中国大力推进工业化的重要物质基础，研究金属矿产消费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驱动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测算，以期为未来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维持金属矿产资源稳定供应提供理论依据与有益借鉴。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工业化与矿产资源消费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有了重大突破。Harvey和Lowdon（1961）在深入研究美国近200年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指出，矿产资源是人类工业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在Harvey和Lowdon研究的基础上，Malenbaum（1978）以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美国矿产资源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期变化，得出矿产资源消费强度与人均收入间呈倒“U”型变化的结论。Stuermer（2017）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全球十二个主要经济体工业化进程中铝、铜、铅、锡和锌这五种矿产资源的消费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铝的需求会逐步增加，铜的需求会保持在一个稳定强度，铅、锡和锌等矿产的消费强度则会不断降低。 　　国内学者同样对工业化与矿产资源消费关系展开了研究，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王安建（2010）等通过分析十多个国家（地区）近200年的矿产资源消费历史发现，资源消费强度和人均消费量与人均GDP间分别呈“倒U”与“S”变化。任忠宝（2012）等通过研究工业化与资源消耗强度、消费水平间的关系后，提出矿产资源消耗双拐点理论。陈其慎（2013）通过系统分析美国54个矿种111年来的消费历史，研究发现有46个矿种遵循人均矿产资源需求的“S”形规律，且相同性质、用途的矿产人均消费顶点到来的时间与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的顶点到来时间一致。 　　通过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历史数据观察对矿产资源消费的规律进行探索，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特别是，目前，国内有关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驱动因素的研究偏少。因此，本文以代表性矿种为例，运用异质性动态面板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主要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资源消费的驱动因素。 　　二、 实证模型设计 　　从长期看，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对金属矿产的消费规律会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特点；但在短期内，由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政策不尽相同，它们对金属矿产的消费特征又不尽相同。这使得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特征很可能与PMG（Pooled Mean Group）估计法对组间长期斜率系数与短期斜率系数所做的假设不谋而合。因此，为更加全面、详细、动态地对工业化进程中金属矿产消费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假设一国当期的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除受当期的矿产资源价格与人均制造业增长值影响外，还受过去时期的人均矿产资源消费、矿产资源价格与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而不是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因素考虑：一方面，矿业被包含在GDP中但不属于制造业，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生产金属矿产资源，那么使用人均GDP容易产生反向因果问题，而使用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则不会；另一方面，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金属矿产品主要是作为制造业中的投入品用于半成品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使用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作为解释变量有利于更好地控制由技术变化与消费者偏好转变所引发的经济部门转移。综上所述，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如果（1）中的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协整的，即I（1）过程，那么随机扰动项就是平稳的，重新参数化方程（1）可以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三、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本文以铜、铅、锌、锡、铁、铝这6种矿产资源为代表，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中国等5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金属矿产消费问题进行研究。文中美国铜、铅、锌、锡、铁、铝的消费与价格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人口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调查局，样本观察期为1970年～2014年；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