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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抑或是的策略 　　内容提要：女主人公格里泽尔达在历经的一系列考验中所表现出的克制，是研究乔叟“学士的故事”历久弥新的中心话题。本文试图从宗教伦理和世俗现实的双重视角，分析这种克制所蕴涵的两种意义――德行和策略；指出作为策略的克制所隐含的颠覆性，并讨论其与故事叙述者学士、作者乔叟的相关性，从而阐明故事中的三重克制现象。 　　关键词：乔叟“学士的故事”克制德行策略 　　作者简介：丁建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 　　 　　在研究乔叟的传统中，“学士的故事”并不像《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某些篇章那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偏爱。在相对单薄的研究中, 亦是贬抑多于褒扬。但进入20世纪后，学界对它的批评兴趣却日渐浓厚，生发出多种批评话语，被誉为乔叟研究进入新时期的标志。① 当代的研究者们或联系基督教教义对故事作寓言解读，强调其中的宗教教益；或通过与素材来源文本的比较，探讨乔叟赋予作品的政治含义；或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人物行动的动机、故事的可信度和情感效应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读者的变化、视角的多样导致了解读的多元，但批评的焦点始终围绕女主人公格里泽尔达在侯爵兼夫君沃尔特刻意设计的一连串考验中，表现出的忍耐、服从、坚毅、克己而展开。本文借用库柏（Helen Cooper）的语汇，将这些品性统称为“克制”(Cooper, Structure 137)。② 本文将以格里泽尔达的克制为切入点，探讨它作为策略解读的可能，并分析其与作为德行解读之间的张力和互动，阐明格里泽尔达作为策略的克制所蕴涵的颠覆性，并将讨论延伸至该故事的叙述者学士和诗歌作者乔叟，指出克制作为策略的共性。 　　 　　格里泽尔达的克制：德行，抑或是策略？ 　　 　　格里泽尔达的克制被视为一种美德似乎理所当然。一方面，在中世纪男权的、等级制度社会中，世袭伯爵与农民女儿之间，只能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两者的婚姻结合使这种关系更加外显和固化。她的克制与忍让既是为妻的妇德，也是为民的本分，是男性统治阶层鼓励、普通大众（包括女性在内）认同的品德。另一方面，这种世俗层面上的品德又与神学层面的德行合而为一。基督教是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学士的故事”中就隐喻了神学信仰启示。作品中多处出现《圣经》典故，如：“牛棚”、“绵羊”、“古井”、“皇冠”的意象，格里泽尔达与圣母玛利亚、约伯、基督等圣经形象的叠合等。③ 乔叟在素材来源（source text）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格里泽尔达与约伯的并置，使这种宗教联想更加顺畅：“人们常说起约伯，说他的克己；/ ［……］ / 尽管学者们难得会颂扬妇女，/ 却没有男人像女子一样克己，/ 也没有男人有女子一半忠实――”（614）。④ 他还重申彼特拉克的“准寓意”，提示沃尔特与上帝之间的等同：“因为既然女子对凡俗的男子 / 都这么容忍，那么，高兴地接受 / 天主的赐予，对我们就更容易，/ 他试探他造的人就更有理由――”（623）。所有这些都将“学士的故事”置于教谕批评的中心。“诗歌教人以美德”、“诗歌与神学同源”等中世纪普遍接受的概念增强了这种阅读的有效性。⑤ 因此，格里泽尔达的克制是一种德行, 但它又不是单纯意义的妇德。正如作者在诗跋中明确指出的：“格里泽尔达同她的那种耐心 / 都已死亡，都已在意大利埋葬；/ 为此我要向世上的人喊一声：/ 一个男子无论有多硬的心肠，/ 也别为了把格里泽尔达寻觅 / 而考验妻子，因为他准会失望”（625）。同时，它还是宗教伦理意义上的德行，是人类因应上帝考验时应有的态度和反应，因为“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各个妻子 / 去学格里泽尔达的那种谦卑 /［……］ / 而是要人人明白自己的地位，/ 在逆境中像她那样坚定无悔”（623）；“天主为了使我们能好好做人，/ 常常挥动苦难这厉害的皮鞭 / ［……］ / 他一切作为都为了我们大家。/ 我们就在生活中磨练品德吧”（624）。 　　然而这种看似自然合理的解读并非无懈可击。故事本身内含的矛盾足以质疑这样的阐释。首先，沃尔特的形象看似了然，却无法定性。他的任性、乖戾、残忍似乎更接近暴君的形象，而难与上帝等量齐观。尽管但丁《帝制论》中君主统治权直接受赐于上帝的论断可能助长这种联想，尽管人们有理由推断故事的叙述者――牛津学士会因奥克姆论的影响，在故事中反映“上帝的绝对威力”的理念，从而在沃尔特和上帝之间找出等同的纽带，但这种简单的等同仍显牵强。⑥ 其次，格里泽尔达的过分克制令人费解和厌恶，被库柏指为“不合情理” (Cooper, Structure 137)。作为母亲，她明知一双儿女将被他们的父亲无缘由地相继杀戮，竟然如此冷静而无为，就连伯爵本人也称奇：“要不是早在以往那些岁月里 / 他已知道妻子对孩子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