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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行政案件举证的责任倒置规则探析 　　[摘要]《工伤保险条例》以列举的形式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构成工伤、视同工伤以及不构成或认定工伤的各种情形。为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又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条被普遍认为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但实践中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形态多样，其复杂情况远远超过法条所表述的基本情况。因此，对于一些发生在工作场所外的工伤行政案件，不应机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应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结合具体案情，分析案件相关当事人证明义务与证明能力后，再决定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关键词]工伤认定；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 　　[中图分类号]D92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2-0189-04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与职业病有关的灾害性事故或职业有害性因素引发的伤害或死亡。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遇到工伤和职业病后获得的补偿，包括医疗服务、带薪假期和伤残抚恤金等。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过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此，工伤保险是我国公民普遍享有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工伤认定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必经程序。我国2003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下称“《条例》”），对工伤认定情形及工伤认定程序作出规定。2010年国务院在修订该《条例》时进一步扩大了认定工伤的范围。当前，工伤的情形日趋复杂，而《条例》中相关举证责任倒置的程序规定却始终未发生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用列举的形式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认定工伤、视同工伤以及不认定或构成工伤的种种情形。根据这些条款的规定，工伤一般情况下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以及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中，劳动关系存续是工伤认定的前提，工作场所与工作时间、工作原因一起构成认定工伤的基本条件。立法者考虑到为职工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生产条件是用人单位应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作出举证责任倒置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条款被普遍认为，它将工伤事实举证责任强加于用人单位，从而最大程度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职工利益。长期以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在督促用人单位举证，降低职工的职业风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工伤认定情形日趋复杂，实践中倾向将“三工”做扩大性解释，尤其是对工伤场所的理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先后有多起将职工上下班途中、出差、行走于饭局应酬中遭受的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案例。这是立法之初未能料到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对于职工在工作场所外遭受的伤害，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时与工伤场所内的有何不同？笔者试以下面案例作一说明。 　　2011年9月，郭某向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声称同年7月4日下午在外出差时不慎摔倒，次日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要求认定工伤。为证明主张，她提供了7月5日回程火车票、7月5日某台商门诊咨询中心出具的疾病证明书等材料。劳动部门受理后，通知郭某的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位表示，郭某系独自出差，回来后正常上班也未提及摔倒一事，单位不知情也无力举证。同时，单位提出异议，腰椎间盘突出症系郭某旧疾，某中心与火车站相距甚远，郭某当日赶去治疗不具有合理性。随后，劳动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某中心不具有诊疗资格，郭某与医生朱某相熟，7月8日郭某向朱某提供了以往诊疗资料，朱某为其开落款日期为7月5日的疾病证明书。劳动部门考虑到朱某的陈述及腰椎间盘突出症常用影像资料作为辅助诊疗手段，要求郭某进一步提供疾病资料，遭郭某拒绝。劳动部门综合本案情况，认为虽从现有证据难以认定郭某所受伤害为工伤，但从保护职工利益角度出发，仍应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以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职工不构成工伤，则职工主张成立，认定郭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用人单位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作出不利于用人单位的认定，但该条有适用前提，本案争议事实是郭某在外出差期间有无摔伤，由于郭某对其事发陈述存在逻辑缺陷，且经过劳动部门调查核实，关键的疾病证明书对待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同时，由于用人单位不具有掌握郭某诊疗材料的可能性，故不宜用《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将举证责任倒置于用工单位方，推定争议事实成立。最终，该案被法院以工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撤销。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发生在工作场所外的工伤认定争议，在该案的审理中，法院并未机械地运用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