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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的研究 　　摘要：在现有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1985―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财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优惠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出口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因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征。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财税激励；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宏观政策；经济发展阶段；出口规模；能源消费总量；经济指标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48-06 　　一、引言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我国经济增长过于倚重对外贸易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而在国内消费启而不动、国内投资增长空间日益狭小的背景下，关注一个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的领域――对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ODI），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的战略布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发展，但投资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仍然是其中的主要问题。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 247.8亿美元，2011年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746.5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0%与4.4%（见表1），在国际排名中分别居第13位和第6位，这与我国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与贸易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从企业结构看，对外投资主体多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小①。从区域结构看，对外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②，而这些地区大多经济较为落后，其市场规模远小于欧美等发达地区，投资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同时由于一些投资所在国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法治不健全、政治不稳定，导致投资风险较高。 　　相对于国内投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差异，对外投资面对的市场环境要复杂得多。具体到财税政策、税制差异、税收环境、税收管辖权等因素都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各种不确定性，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以分担风险，增强企业对外投资的信心。对于财税政策如何影响ODI，国外学者们并未形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ODI的选择，但并非影响ODI流动的决定性因素。Yair Aharoni（1966）[1]对美国制造业企业的ODI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税收制度并不能显著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税收优惠只是一个微弱的刺激因素。D. Woodward和R. Rolfe（1993）[2]关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实证分析以及P.Wilamoski和S.Tinkler（1999）[3]关于美国对墨西哥ODI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类似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优惠对ODI具有决定性影响。Hartman（1985）[4]利用1965―1979年美国税收与ODI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无论投资资金来源如何，税收对ODI都有显著性影响。Martin Feldstein（1994）[5]将样本延伸到1984年，使用收益率序列数据，并以其他替代性的解释变量进行试验，验证了Hartman（1985）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G. Stevens和R. Lipsey（1992）[6]看来，之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种非税因素的影响，他们试图在控制其干扰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率变化对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法定税率平均每上升10个百分点，FDI会相应减少0.3%，ODI同时相应增加0.2%。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项本武（2005）[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ODI是出口创造型和进口替代型的，同时政治因素、企业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ODI产生直接影响，并从完善立法、财税政策、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ODI的若干建议。何磊、陈淑萍（2007）[8]认为当前税收优惠较少、形式单一，难以起到有效激励ODI的作用，应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从完善立法、产业调整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促进ODI，同时防止ODI可能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孔欣、李健欣（2011）[9]打破了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对异质性企业对外投资原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在国际化过程中，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比较。高瑜（2007）[10]通过对促进ODI的财税政策理论的分析，以及各国鼓励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借鉴，对我国现行促进ODI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构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财税激励政策体系。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外学者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