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的研究概述.docVIP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的研究概述 　　摘要：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唐写本；《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32-03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录，是中国古代普及程度甚高的一部儒家经典。从汉代起，攻治《论语》亦称为历代经师究心的重要论题。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语》注本，可以从一个侧面剖析某个时代的经学特色及社会思潮特色，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思想的逻辑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些《论语》注本，不仅可以弥补现存史籍记载之缺，而且有助于厘清某些聚讼不已的学术纠纷。 　　 　　一、唐写本《论语音义》研究 　　 　　唐写本《论语音义》，藏北京图书馆，编号为殷42，许国霖《敦煌杂录》有录文。该写本残存八行，前两行下端残损，后四行上端残缺，仅存音义42条。经过比对勘校，许建平认为此音义底本是郑玄《论语注》。他把写本《论语音义》与十三经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相对照，发现残存的42条音义中，23条为《论语集解?公冶长》正文之音义，另19条为注文之音义。但这19条注文音义中，12条为《论语集解》所无，因此他认为该写本音义之底本，一定不是何晏《论语集解》。他又将其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论语注》和19号墓《唐写本郑氏论语注?公冶长篇》有关章节对照，发现两者正注文吻合无间，故他确认写本音义所据底本乃郑玄《论语注》，并将其命名为《论语郑注音义》。 　　在此基础上，许氏又结合《隋书?经籍志》“《论语音》二卷，徐邈等撰”的记载，进而得出“历史上为《论语》作音的，非仅徐邈一家，乃有两家”的结论，较为圆满的解释了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 　　中出现的不注明来历的数百条与徐邈音系不合的反切的情况。陆氏《论语音义》所引非仅徐邈一家，那些不明来历的几百条反切应出自别家《论语音》。[1]许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学以及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唐写本《论语集解》研究 　　 　　20世纪以来，敦煌及吐鲁番等地先后出土唐人写何晏《论语集解》单行本六十余件，国内外学术界目之为希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的问题。” [2]而其中尤以伯3271号写本的意义为大。该写本共存35行，前12行上半部均残，第13行上半部亦稍残，存《论语?乡党》“足??如有循”至篇末。“写本经文单行大写，注文双行小写，格式一同《集解》其它写本和传本，不同的是，注文内容远较《集解》为多，大约有九处多出注文。”多出的九条注文中，六条与皇侃《论语义疏》所引江熙、范宁、栾肇、缪协注同，三条不知出处。李方女士结合出土情况、史籍记载和伯3271号写本自身情况，认为不知出处的注文“很有可能是根据皇疏补入的，只不过今本皇疏脱此二注”，无法证明罢了。 　　李方经过对校，还发现写本并未将皇疏中的他家注全部补入，且“写本或于《集解》无注处补注，或于《集解》注下加注，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似乎全凭抄者的喜好和需要。而所有补入的他家之注，均不标明著者，极易使人误将无注处之注视作何注，有注处之补注视作《集解》原注之延长”。因此，“伯3271号写本并非纯粹的《论语集解》，它实际上是在《论 　　语集解》的基础上，根据皇疏补入了他家注的具有混合性质的《论语》集注写本。” [3]这一发现，在《论语》学发展史上、乃至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伯3271号写本率先在何晏《集解》中合并皇疏他注，开合并注疏之先声，纠正了学界普遍将南宋初年作为“经注正义合刻”开端的错误观点。 　　 　　三、唐写本皇侃《论语义疏》研究 　　 　　敦煌石窟皇侃《论语义疏》（伯3573号）写本残卷，存《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四篇，《学而》的“学而时习之”章稍残，《里仁》仅至“事父母几谏”章。共649行，16000余字。写本卷端虽用后梁贞明九年（923）公文纸托裱，又有后梁龙德年号。然据卷内文字均避唐讳，知实为唐人写本。 　　敦煌学专家王重民把写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作了比较，发现刻本有多处溢出写本的部分，王先生把这一部分斥之为日本人所窜入，“凡知不足斋本较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