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绪言-淡江大学.PDFVIP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第十期】 壹 、緒言 （1） 臺灣研究六朝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的著名學者廖蔚卿先生 ，在其大作《六朝文論》 一書中指出 ： 這樣 （曾案 ：指魏晉以後的情志說）明確認知情性為文學特質的論見 ，在六 朝以前 ，是沒有的 。但一方面因為漢人的文學思想被籠罩於 「詩言志」 的陰影中 ，而以天下國家之志 ，來解釋一切賢人之所失 ，屈原之所愁思 ，既 偏重於經國治世的實用觀 ，則文學純出個人情性的思想自不會產生 ，漢人釋 詩論賦 ，言志寫志 ，總不離美刺諷諭的一義 。再則漢人既未將文學視為獨立 之事 ，像班 、馬 、揚 、王等人 ，也不曾就文學的本體與運用 ，作科學的解析 與認知 ，所以兩漢的文論中對於這一問題是闕如的 。 （2） 大陸學者也有相似的看法 ，如裴斐先生在 《詩緣情辨》 說 ： 我把古代詩論分為言志與緣情兩大派 ，不是根據理論而是根據事實 。從理論 上講 ，詩歌中的志與情原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東西 。可是 ，事實上 ，由於言 志之 「志」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有關儒家政教的特定含義 ，當重視詩歌特徵的 文人詩論興起以後 ，言志與緣情便分別成為兩派 。言志派詩論是政治家與經 史家的詩論 ，緣情派詩論是詩家的詩論 。政治家和經史家的詩論重視詩的社 會功能 ，詩家的詩論重視詩本身的特徵 。 廖蔚卿與裴斐兩位學者 ，都將言志與緣情絕對地畫分開來 ，並且主張 「言志 」乃強調文 學的社會功能 ，「緣情 」則重視文學本體反省 。如此說來 ，兩漢與魏晉的文學思想就呈 現斷裂的狀態 。當然 ，也有學者在斷裂的關係中 ，找到聯繫的橋樑 ，如王瑤先生在 《中 （3） 古文學史》 就這樣說明 ： 中國詩底發展的主流 ，是由 「言志」到 「緣情」，而建安恰是從 「言志」到 「緣 情」的歷史的轉關 。 王瑤認為建安時期的詩歌 ，就是聯繫言志到緣情的橋樑 。雖然他指的是 「詩底發展」而非 詩論 ，但這卻是促成文學思想改變的因素。至此 ，在廖蔚卿 、裴斐、王瑤諸先生的詮釋中 ， 不難發現他們認為 「緣情 」是魏晉新變的文學思想 ，此與兩漢的 「言志」不同 ，至於兩者 轉化關鍵 ，就於建安時期的詩歌創作 。裴斐 （4）曾對建安詩歌的內容 ，做了一番解析 ： 2 中國 「詩言志 」與 「詩緣情 」的文學思想—以漢代詩歌為考察對象 生死既是人生大關節 ，可是從先秦兩漢文學作品──包括詩三百 ，楚辭 、漢 賦與文人賦中 ，很難找出關於人生苦短的詠嘆 ，到了漢末建安這卻成了詩歌 中最常見的主題 。… … … 死之可悲乃建安人士之首要發現 。 如此一來 ，將生死悲感化為文學主題 ，並將人生苦短的浩歎行諸文字者 ，則成為由兩漢 「詩言志 」轉化為魏晉 「詩緣情 」的關鍵 。這樣的理解 ，其實是建立在人對於 「死之可 （5 ） 悲 」的自覺上 。這種自覺 ，被李澤厚先生稱為 「人之自覺 」 ： ( 「人的自覺 」乃指)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 、悲觀 、消極的感嘆中 ，深 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是對人生 、生命 、命運 、生活的強烈的慾求和留 戀 。而它們正是對原來佔據統治地位的封建制意識型態──從經術到宿 命 、從鬼神迷信到道聽 （曾案 ：「聽 」當為 「德」）節操的懷疑和否定基礎 上產生出來的 。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 ，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自 覺 。 當人發現了自己生命內在的欲求與留戀 ，方有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自覺 ，將這分覺省 與自覺化為歌詠 ，便成就了六朝以緣情為內涵的 「文的自覺 」。上述學者的觀念 ，並 非個人的學術見解 ，他們代表著當代研究文學史 、文學批評史 、文學思想史的普遍 看法 （6）。 總之 ，如果談到 「緣情說 」與 「言志說 」的關係 ，這類學者大致存有這樣的 看法 ：自理論的發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