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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曾仕强 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 　　　 美国有一条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是非分明。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世界上思维习惯大致有三种，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美国人思维是二分法，中国人多是三分法，日本人大部分是一分法。 　　　 喝茶还是咖啡？美国人要么选咖啡，要么选茶。中国人喜欢说，随便，其实不是真叫你随便端茶或咖啡，而是要你帮忙选最好的。这表明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事都说得太明白。 　　　日本人看问题是一分法，司令官发令走，部下全部走，他们的团队精神很强。美国人看问题是二分法，不是yes就是no，所以他们适合制度化管理。中国人与以上两者不同，习惯三分法思维，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意思时，更加倾向于含蓄、内敛和注重情感。 中式管理寓人治于法治 　　　美国人管理讲“法”，法是死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凡事讲理，口头上说依法办事，心里想的是合理处置。法是死的，理是活的，理是活的，法是死的。所以，公司只有总经理，没有总经法。我们是依理来决定，不是依法来办事。因为人是讲理的，在中国要法治真的很难。讲理管理叫管理人性化，法治管理叫管理制度化。 　　　中国式管理深究的不是“人治”与“法治”，而是“寓人治于法治”。不能一切照搬制度，而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地衡情论理，追求合理处置。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外国人的不同。中国人看自己和看别人，双重标准。自己升官，认为是自己奋斗努力的结果；他人升官，统统是拍马屁得来的。中国社会没有人际关系，西方有人际关系。中国只有人伦关系，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西方认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的，人生是不平等的。所以中式管理不能照搬西方。 　　　中国人会同时讲两句矛盾的话，如一边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一边却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话里有话，告诉你随便，实则不能随便，自己要考虑清楚。会听话的人会把握“看不见的一把尺”。美国人有意见就提，没意见就说没有。中国人不同，说没有意见的，大多是很有意见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我们管理的难度。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定的标准。古埃及、马比伦、罗马、古希腊等有固定象特的文化都死掉了。一个文化要是固定下来，它就死掉了。文化就是要在不停地变化，这种文化才有生命力。中华文化就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中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中华文化。 “无为而治”的管理 　　　 你要了解自己，你一定要从《易经》着手。《易经》里面的“变易、不易”是相通的，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则不变而形式万变。 　　　 所以，中国人讲究以不变应万变。原则是不能变的，所有表现都需要变。原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问过很多成功的老总：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他说，我就是很有原则。我问他的干部，干部说老板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原则。 　　　 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原则，但你看别人都没有原则。因为我们都是内刚外圆。 　　　孙悟空的本事最高，但跟着他的人却是猪八戒这类没才能的人，只有唐三藏才能把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凡事亲力亲为的不一定就是好老板，这样只会培养出懒惰无能的下属。相反，看似无为而治，让很多有用的人去帮一个“无用”的人，放手让下属各自发挥所长，最后却得了好的结果，这就叫中国式管理。 　　　我在大学当校长时，学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信，我是不会给他们回信的。我会把信分到各个单位去处理。我当老板很久，从来不管下属。 管理方式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西方式沟通与中国式不同，西方人不在乎你怎么说，只在乎你说什么；中国人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怎么说。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外国人却不这样。 　　　中国式沟通特征概括为三句话：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告诉别人；你如果告诉别人，就不要说是我说的；你如果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一定会说，我没说。外国人沟通与此不同。 　　 看西方的书要经过过滤，他们管理理念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人本位的文化，西方是神本位的文化。我们学管理最好是用个案检讨，但你引用的个案应是中国的，而不能引用美国的。美国人是有话直接讲出来，中国人却相反。我们是重理，西方是重法。 　　 　　　 各位记住，老总少说话，对你是有利的。因为一讲话，就把原则暴露出来了，是没有什么用的。制度只能管好人，永远管不了坏人。中国人不解决问题，西方人一定要解决问题。中国人喜欢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小事一过就没了。 对内要竞争，对外要联合 　　　管理是一门艺术，不完全是一门科学，只有生产才是科学。管理方式诸如沟通、奖励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在管理的过程中，技术与人文都是以人为核心和坐标的。因而，管理在本质上是文化运作的过程。大家都有不公平，我们的公平概念跟西方的公平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公司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