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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 ——简论死亡的本体意义和美学生存 许湘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生者对于死亡的吟唱从人类的童年时代已经开始。荷马借助气势庞大的《伊利昂记》叹道： “豪迈的狄奥墨得斯，你何必问我的家世？ 正如树叶荣枯，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枯叶撒落一地，春天来到 林中又会滋发许多新的绿叶， 人类也是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谢” 柏拉图则在《斐多篇》中以苏格拉底的口吻说“哲学是死亡的学习”。在人类生命绵延的链条上，无论是形而下的凄怨慨叹还是形而上的冷峻思辨，死亡都以亘古不变的姿态往来穿梭而又井然有序。 死，意味着生命生物性的终结，人无法在生物意义上漠视死。人所具有的鲜明的自我意识试图极力越过死亡这有限的沟壑，进入永生的福地，死的困惑由此产生。探寻死的奥秘不仅是文明人的时髦，或是现代人痛苦的存在所产生的旨趣，在原始人那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境遇。不过他们是以神话的方式发表对死亡的看法。这类神话包括“两信使型”、“月亮圆缺型”、“蛇蜕皮型”、“香蕉树型”等几种主要母题形式，通常将死亡首次降至人世的起因归于神的意旨、某种通神动物的恶意或失误以及人类祖先的罪恶或过失。正如卡西尔所说:“原始宗教或许是我们在人类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最坚定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记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原始信仰中对死亡起因的神话解释在现代人看来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但作为一种心理和社会支持力量却伴随着人类远祖行进在洪荒的时空隧道里，这些思索构成了死亡的哲理和艺术探讨的开端。 死既然取消了古今，把物我的界线一笔勾销，哲人们就不得不寻个究竟，以便在生的时候向死讨个明白。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希腊群星争辉，死亡命题的讨论几乎与历史一样久远。下文将选取有代表性的说法作管中窥豹的简述，反映各种死亡观的大致面貌。 1．儒道的死亡观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说是乐“生”的文化，儒家乐“群体之生”，追求生命不朽与礼乐之乐；道家乐“个体之生”，向往入于混沌、顺于自然的逍遥游。与西方早期主流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儒道站在现世的大地上思考死亡，西方人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天庭，故而不易通会中国哲学玄秘的地方。儒家鼻祖孔子强调要接受天命的安排，他对学生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主张人生应“乐天知命”，生则重生，死则安死。在他的影响下，儒学将个体的死亡现象赋予道德修养的含义，极其重视个体对群体的贡献。与此相反，道家超乎寻常地突出了宇宙的永恒和追求个体自由生命的渴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秉持的自然主义自生自灭的观念。庄子更进一步，他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人不仅应退回根抵，而且要彻底回归混沌，消除生与死的区分，像“真人”那样无牵无挂。在他看来，死便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生本身就意味着获得了绝对的价值，任何身外之物都不值得用生命换取，否则就是人性的湮没和异化。 2．印度佛教死亡观由乔达摩?悉达多始创、始兴于印度奴隶制社会的佛教，提出世人不分种姓和等级，只要饭依佛教即可获得解脱的抽象平等观念，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下层群众生死轮回于苦海的精神痛苦。佛教的“十二因缘”说认为，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之前均须按照因果律，在“三世”、“六趣”中生死流转，永无终期，人们的贫富贵贱寿夭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均植根于此。佛教修习的最终目标，在于摆脱“十二因缘”的束缚，跳出“三世”轮回的范围，“贪欲永尽，慎患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此即“涅槃”的境界。在对“涅槃”的理解上，大乘教和小乘教又有所不同，大乘佛教认为涅槃就是世间，世间和涅槃在本质上可概括为一个“空”字，彼岸的到达必须将个体融入众生的海洋，最终超越生死的痛苦，踏上佛国净土；小乘佛教则希望通过灭绝自我来消除人与外在世界的矛盾，人死之后一切归于寂灭。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汉土，与中国本土宗教融合形成另外一番景观。 3．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死亡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直接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衣钵，认为灵魂先于肉体存在并且永远不死，他说，“人的理念决不引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引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归结到理念”,不死的灵魂只是从一个死亡了的躯体转移到了另一个有生命力的躯体而已。死亡促使“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释放”。伊壁鸠鲁试图从唯物主义原子论的不同角度破除人们对死亡和宗教惩罚的恐惧，他认为灵魂以原子的形式分布在全身，人死后灵魂消散，原子不再有感觉。他在《致美诺寇的信》中写道:“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死对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说，死是不存在的，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