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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家族财富管理的案例的研究_000003 　　历时63天，行程2000余里，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到京，当时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并非仕途的起点，因为庶吉士为“三无产品”（无定员、无品秩、无俸禄），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作为补助。同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即七品京官。接下来，我们以曾国藩七品京官（道光二十一年）的收支结构（见表1）为例，分析曾国藩京官前期的收支结构（见表2），兼顾四川典试和京官后期的收入情况简析。 　　一、正俸不足灰色补 　　清朝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其他京官是双俸单米，其中双俸表示除一份正俸外，还有一份同样数目的恩俸。按此标准，七品京官曾国藩的正俸和恩俸均为45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禄米”，折合29.25两银，这表明曾国藩的正俸、恩俸与禄米总价值为119.25两。除此之外，作为京官的曾国藩每月还有少量的“公费”，同现在的公款报销制度，标准是每月1.5两。公费的主要特点是折钱支付且发放不规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公费收入计15353文，折合10.71两银。综上，曾国藩正俸、恩俸、禄米和公费的收入总计为129.95两。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这笔收入当然非常可观，而与当时京官在“吃穿用助学行乐医养”等方面的“排场”相比，则依然捉襟见肘，所以京官初期曾国藩生活的主旋律是借贷和哭穷，这并非子虚乌有，收支缺口巨大。当时，京官弥补收支缺口不外乎如下7种方式：第一，前期拜客收入的结余；第二，家族亲友帮助；第三，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第四，向他人及商家借贷；第五，通过第二职业如润笔及坐馆获得收入；第六，通过得差获得额外收入；第七，贪污受贿，当时京官多居清水衙门，想要贪腐也没有机会。 　　京官前期收支结构（见表2）中进京初期一项收入的来源则是拜客所赐，如前所述，家族亲友也没有能力帮助在京做官的曾国藩，目前也没有第二职业和得差的机会，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违背曾国藩想做“圣人”的初衷，所以为弥补财政赤字，曾??藩一方面沿用拜客收入“不足”的弥补办法――借贷，个人借贷85.53两，因管理长沙会馆进而有机会挪用会馆资金40两，此外，还挪用“人寄卖货银”（他人托他代卖货物银两）42.2两，由此可见借贷的总额为167.73两。另外，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有时甚至渴望通过碳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降暑费）或别敬（离别分手礼）等方式获得外官馈赠。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的外官馈赠总额约为98.57两。显见（见表1），收支结构中俸禄收入仅占其收入总额的21.36%。 　　接下来，我们从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养等方面陈述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家庭的支出结构。“吃（用）”方面，道光二十一年间，曾国藩父亲和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的妻小入京，十一月曾国藩生了一个女儿，曾国藩的家庭生活主要由仆人王荆七经营，购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用于仆人开支等。除工钱外，曾国藩及其家人还会间或支付仆人一定数额的赏钱，以上所有开支为176.14两（见表1）。 　　“穿”方面，清代官服的主要特点是种类繁多、按级定质以及自行支付等，种类繁多的具体表现为按出席场合分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冬天和夏天两种，按功能分日常服和出行服。特别地，具体哪天穿何种衣服，是由朝廷统一规定，而不是官员自行决定。按级定质的依据则是《大清会典》，其中甚至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8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此外，清代所有官服均由官员自行购置，包括皇帝赏赐置屋，如花翎等。所以，衣服是清代官员的主要资产，也占京官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大部分。鉴于进京之前，曾国藩购置了大量的衣物且生活简朴，所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衣物支出并不多，总计有34.44两（见表1）。 　　“住”方面，京官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有自建或自购以及租赁等，因受经济能力等因素影响，曾国藩选择第3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京官租赁房屋的主要特点为宅子体面、周转率高以及讲究风水，所以住房开支也是京官生活支出的重要一项。道光二十一年，1?7月，曾国藩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8000文；8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10000文。外加搬家和装修等费用34500文，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住房总支出折合97.87两（见表1）。 　　“学”方面，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藏书，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中明确说“在京多年，主要资产是衣服和书籍两项”。除买书外，买文具和笔墨纸砚等的花费也不少，因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据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年在书籍和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总支出为61.2两（见表1）。 　　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在京会试失败回家，途中路费不够，路过睢宁时借同乡易作梅100两白银。在路过南京时，他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拿出所借的100两白银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