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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设计师追梦国际品牌 　　怀揣梦想的设计师依旧不如偶像剧中那般“诗和远方”，它大多数时候就是一门生意，琐碎繁杂，乃至“苟且”。 　　“你是原创服装设计师啊，真棒！”听到这句“称赞”，王玉涛大概会在心里苦笑一声。 　　从2005年自创品牌至今，摸爬滚打10余年，王玉涛经历了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的高速发展阶段，也品尝过行业低谷时期的辛酸苦辣。这份看似光鲜的职业，早已被刷上痛并快乐的底色。 　　和绝大多数同行类似，王玉涛入行的初衷是一个国际大牌梦，在极为困难想放弃的时候，它也是王玉涛的最大支撑。这个理想至今未变，只不过，王玉涛现在多明白了一个道理，先养活自己。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经历过潮起潮落，全球品牌服装市场愈发成熟，本土原创服装设计师一入场，身边就环伺国内外大牌，立足空间逼仄。 　　不过，这并不妨碍更多人继续求索。在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和跨界人才，怀抱对设计师职业的理想，涌入这个行业，经受大浪淘沙的洗礼，徘徊于梦想与现实之间。 活下来 　　一个寻常周六的上午，北京751时尚设计广场，王玉涛工作室依旧喧闹，和工作日没有多大分别。工作室二层300平方米的展厅中，陈列着预备外借的服装，三层除办公室外，小仓库、生产车间一应俱全。 　　这里是王玉涛个人事业的起点。2005年，他成立原创男装品牌Beautyberry，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用户提供成衣定制服务。当时普通裁缝制作一件衣服的价格是100-200元，Beautyberry的价格则要翻倍。 　　在王玉涛的印象中，那个时候，本土服装品牌的市场一直很好，不像现在这样饱和，“非常容易起来。” 　　这与大环境有关。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虽然是纺织服装出口贸易大国，但少有拿得出手的自主品牌，本土服装企业以国际品牌代工为主，赚取微薄的代工费。 　　与之不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也初露端倪：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起飞，也带来文化交流和碰撞，国人的消费观念和审美百花齐放，一部分人开始追求时髦、个性化服装。 　　王玉涛仍记得自己捕捉到的一些变化。小伙子们身穿机车夹克和喇叭裤，头顶爆炸头或大中分，肩扛双卡收录机；姑娘们也不示弱，迷你裙、娃娃裙、蝴蝶领、塑料编织凉鞋，想尽办法让自己与众不同；职场男女则把头发梳背过去，用发膏打理得油光锃亮，休闲西装的肩垫恨不得能比天高。 　　在这样的风潮下，有个性的服装品牌很快能脱颖而出。很多本土设计师在街边开起服装小店，融入更多个人风格和元素，成为最早一批本土设计师。 　　千禧年之后入行的王玉涛算是第二批本土品牌设计师，虽然当时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但品牌拓荒时期的苦楚和先驱们并无二致。 　　“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他说，仅冬季外套，就包括羽绒、羊毛、针织、棉服等多种类型，如果要做全系列产品，品类繁多，品牌压力大，一旦市场反响不佳、回款速度减慢，随之而来的就是资金链压力。择项定制服装既是最优解，也是无奈之举。 　　比王玉涛更早入场的赵卉洲，1997年创始艺之卉品牌，在深圳创业初期，也曾在“如何活下来”的泥潭里挣扎。 　　“前三年是不?钱的，相反，因为经验不足，经常给市场交学费”。她说，假如某种面料做出的衣服不好看，就只能囤积在一边，再交一笔“学费”――艺之卉2005年推出的秋冬装遭到冷遇，回款减少，销售额当即下挫10多个百分点。 　　“在最开始，不可能有投资人不断给你钱”，赵卉洲说，想要“活下来”，只能靠几万块创业启动资金慢慢滚，但要是雪球滚得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死掉。” 一门生意 　　解决开局的难题之后，这些怀揣梦想的设计师依旧不如偶像剧中那般“诗和远方”，相反，它大多数时候看起来就是一门生意，与梦想相对，琐碎繁杂乃至“苟且”。 　　就在今年8月，王玉涛关闭了一家门店，这家店开在上海某家巴黎春天百货。“品牌入驻的楼层风格和产品调性不符，每月无法按时完成规定销售额，与其四处补窟窿，不如砍了算了。”王玉涛说。 　　不止是本土设计师品牌，其他依赖百货渠道的品牌，都在忍受实体零售转型的阵痛。 　　“首先商场要扣掉营收的30%，门店人工成本占20%，15%是物流费用，”王玉涛算了一笔账，“剩下的已经是服装净成本”，加上巴黎春天、连卡佛等高端百货客流有限，对设计师品牌来说，走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产品在价格方面也没有多大优势。 　　传统百货渠道陷入泥潭后，迅猛发展的电商开始进入本土品牌设计师的视野。 　　淘宝2009年11月11日举办了首届“双十一”购物节，当天“马云背后的女人们”创造了5000万元销售额，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207亿元。 　　看起来充满诱惑，入驻电商平台，也成为不少本土原创设计师服装品牌的选择。 　　王玉涛不是没有动过电商的脑筋，但自从去了趟杭州后，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今年春夏淘宝最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