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家族财富管理的案例的研究.docVIP

曾氏家族财富管理的案例的研究 　　圣人曾国藩在精神传承和子女教育等家业治理方面的经验研究颇多，也许因为众所周知，曾国藩秉承“不要钱、不要命”的湘军治理思维，从政早期也立下“不为发财而做官”的大志，所以世人的惯性思维是曾国藩并?]有多少财富，家族财富管理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据学者张仲礼研究，总督一级平均每年的灰色收入是18万两，外加曾国藩近两万两的合法收入。如以此作为统计口径，曾国藩一年的收入约在20万两左右，12年的督抚生涯，这表明至少在督抚时期曾国藩的个人合法收入应在240万两左右。然而，曾国藩最后留下的遗产仅有1.8万两，如果我们简单地从家族财富管理的增值、保值和传承等角度来看，那曾国藩的家族财富策略确无值得当下借鉴的经验。所以，本文我们从曾国藩在京官前期、京官时期以及督抚时期这3个重要阶段的收支结构，即如何消费这一财富视角分析、研究曾国藩的家族财富管理策略，即流量财富管理而非存量财富管理。主要结论是通过支出结构等方式构建的人力资本这一无形资本的传承不仅帮助自己，更惠及后人。 　　一、家族发展历程简述 　　在正文之前，我们首先简要介绍曾国藩家族即曾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在曾玉屏之前的二十二代中有据可查的有可能是曾氏家族成员的南宋时期的曾仕??是翰林院学士，除此之外，曾氏家族连一个秀才也未曾有过。曾氏家族发达的转折点在曾玉屏这一代，事实上，曾玉屏并非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地主，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在康熙、乾隆年间积累数千两的产业，购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曾元吉的地主地位很快被“诸子均分”的分家析产机制习俗所打破，晚年将数百亩田地均分给了6个儿子，自己留有40亩的养老送终田。按习俗，养老送终田略低于均分给儿子们的田地，所以可以粗略估计每个儿子分得的土地约在50亩左右，这表明曾元吉拥有的土地约在300?400亩，高于曾玉屏拥有的百余亩田地。曾氏家族再次回到中农阶层。族谱中记载的这件事情对曾玉屏的触动很大，积累百余亩田地是曾玉屏对曾氏家族的主要贡献之一。第二是供子女读书，清道光十二年的1832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考中秀才，进而使曾氏家族步入下层绅士行列；清道光十八年的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标志曾氏家族从下层绅士阶层跃入上层绅士阶层。至此，曾氏家族五六百年的努力在曾玉屏这一代发生了质变，实现了“地主――下层乡绅――上层乡绅”的三级跳。如图1所示。 　　二、京官前期收支结构 　　《儒林外史》中范进在中举之前，穷困潦倒连米也借不到，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整天对他骂骂咧咧。而在范进中了举人之后，胡屠户的态度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范进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不仅如此，城里的张乡绅立马坐轿来看这位过去连几个朋友都没有的新科进士，看到范进的家庭情况后，就许诺借给范进一座大院子住。后期又有很多人过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也有投身为仆的，所以不久之后范进家连奴仆、丫环都有了。 　　同样，曾国藩考中进士，自然也有乡绅等地方官希望巴结，道光十九年曾国藩六月初五日记记载：“衡阳县县令沈明府送书来，言费鹤江都转（指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有程银送余，存伊处。伊亦自有所赠，要余着人去接。” 　　即便如此，外加祖父曾玉屏为曾氏家族积累的百余亩田产，除去之前进京赶考的花费，余额也不足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路费。为此，曾国藩也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进京资本。一般而言，为官资本的解决方式不外乎家庭提供（前提是家庭条件殷实）、向官员“打秋风”、亲戚族人帮助和借贷等。如前所述显见，单靠曾国藩家庭或家族中亲戚族人的力量是不足以筹集进京路费的，而向官员进行简单直白的像外省官员那样的“打秋风”也并非曾国藩这样的新科进士所愿意的，所以曾国藩巧借“议修谱牒”名义进行拜客，进而获得收入，简称“拜客收入”，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秋风”而已。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评》中曾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过描写：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戴着红顶帽等，到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后，“荣莫大焉”地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也叫“打秋风”。 　　据统计，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路程远和收入多。 　　自道光十八年年底到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待了296天，其间外出拜客4次，共计198天。其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达1200家左右。其中范围广的另一体现就是拜客的类型，一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往来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从拜客类型中显见，除“议修谱牒”外，拜客的要义至少还有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