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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模式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 　　摘 要：针对农村人力资源发展与流动中的“农村――城市――农村”，农民工在中间环节被消耗性使用的现象，及其人力资源开发过于依赖外部教育资源，由此进一步造成优质人力资源外流的现象，提出“本土化”――“新农民”与“融入城市”――“新市民”的发展与开发并行且行之有效的农村人力资源发展与开发的新模式。它的有效实施以相关措施为依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进展;农村教育体系的持续完善;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农业补贴政策的持续实行;对农民本土创业、创新的制度扶持等。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本土化 　　作者简介：郭长伟，徐州沛县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院服务区域新农村理论与实践――以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郭长伟。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1）13-0029-05 　　 　　本项研究的主要区域为地处鲁东南、苏鲁交界地带的徐州市S村，该村西距苏北沛县30公里，北距微山县城55公里，总人口1300人，地处平原地带、土壤肥沃、有耕地约1200亩。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该村人力资源发展、流动及开发的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思考，由此探索农村人力资源发展与开发的新模式。 　　这一研究方法是受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所用研究方法的启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先生在选择“开弦弓”这一调查区域时说“为了对人民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1] 　　 　　一、社会变迁中农村人力资源的发展与开发 　　 　　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2]这段对传统中国社会农民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传统的S村人。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S村人开始从“乡下人”到“二元人”转变，他们工作在城市，身份在乡村，经常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缺乏归属感。无论是外在身份还是内在心理层面都呈现了城乡二元的复合特征。 　　（一）社会变迁的大变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3]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 　　特别是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青年，他们成长的30年正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最为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当代农村青年的发展与其前人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S村人来说，他们受到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的影响，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对外交流的频繁，从封闭走向开放。但从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工业化程度、法理社会的实现程度等角度看，S村人从“乡下人”到“二元人”的转变并非来自当地社会变迁的推动，而是来自于他们“走出去”，到外地城镇中去的结果。 　　（二）从乡土中国到城市边缘：农村人力资源发展流动的总趋向 　　1.从“乡下人”到“二元人”的转变 　　(1)谋生方式的转变。“民工潮”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特有的现象，杨聪敏(2009)根据相关研究，对不同年份的农民工流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和估计，他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的总人数约为2.45亿人。[4]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创造了大量财富，凌云(2009)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据统计我国许多乡村收入的80%都源于打工收入。[5]S村人从在村里以种田谋生为主，转变为以到外地城镇打工、创业或做生意谋生为主，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放弃了从土地中所得的那部分收益。但总体来说，种田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婚育观念的转变。传统S村人婚育观念保守，婚前性行为甚至自由恋爱都为民风、民俗所不容。但近年来，农村青年婚育观念趋于开放，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甚至未婚生子的现象普遍多了起来。 　　(3)思想观念的开放。受城市生活影响后的农村青年，即使回乡后仍然保留着城市生活的痕迹，他们衣着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