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生存状况跟价值观念.docVIP

□张柠 80后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和想象方式 一、“80后”的命名与代际关系 对于“80后”这个概念，我原本并不感兴趣，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对每一个体独特性的期待。如果“80后”成立的话，那么“60后”、“70后”、“90后”都成立。这是一种偷懒的、粗暴的命名。它既不构成一个文学上的命名，也不是严格的社会学命名，最多不过是一个“媒体命名”。在大众媒体的传播强势之中，这个新词汇犹如一只无主流浪犬一样四处乱窜。它因此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暧昧的、似乎可以忽略又不得不面对的概念。 历史上对新一代命名的先例，往往是先有文学艺术的经典，然后再出现命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来自人们对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等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群体的总结，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在战争创伤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典型精神状况：痛苦、迷惘而又充满渴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是对克鲁亚克（《在路上》，逃避资产阶级制度的流浪姿态）、金斯伯格（《嚎叫》，用噪音瓦解传统的“声音”体制）、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噩梦乍醒后的觉悟和自暴自弃，以“毒品”对抗资产阶级的“营养”，以性自由对抗中产阶级的家庭）、“披头士”乐队等人的作品中群体精神的总结，并标志着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的诞生。 与上述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命名相反，我们是先产生简单代际关系命名（70后、80后），而相应的代表性作品至今不见踪影，以至于人们将那些垃圾作品与“80后”一代强行挂钩，或者将少数成功人士作为“80后”的代表。年龄（18岁到28岁）的确是他们自然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但不能代表他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上的共同之处。比如就文学创作而言，“80后”作家的差别就很大，有的写得不错，与文学性关系更密切，有的写得很差，基本上是一种文字买卖，不能将他们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今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全面深刻表现新一代人的作品，也没有出现新一代人的象征性“社会角色”。就社会分层而言，他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少数已经是成功人士，很多人还在底层挣扎，更多的人正在成功的半路上狂奔，没有人有权简单地将少数成功人士选举为他们的代表。 有人从崔健的一首歌名中获得灵感来对80后一代进行命名。崔健称自己那一代人为“红旗下的蛋”，指的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具有自我意识的一代。他们生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革命理想教育，但并没有孵化成型，还是一个“蛋”。据此，80后被称为“市场下的蛋”，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睁开眼睛所见到的就是商品和市场。他们接受的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网络媒介的洗礼。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在成型的过程，但也尚未孵化成型，依然是一个“蛋”。能不能就此称之为“市场蛋一代”呢？可以讨论。假如这一命名成立的话，那么他们的父辈就是生下这个“市场蛋”的“市场老母鸡”。有意思的是，这一批“市场蛋”并不愿像父辈那样去孵化小鸡，而是直接将蛋（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就代际关系而言，80后一代与父辈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比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与父辈文化之间关系紧张。他们的文化具有“弑父”色彩。他们的话语方式中充满反叛和火药味。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挑起事端、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文化身份和话语方式的特殊性，通过文化创造主动表明自己与父辈文化的差别，并自豪地显示自己的进步性。 80后不是这样，他们是“被命名”的一代。“80后”这个概念，是他们的父辈或者兄长赠与他们的一件小小的礼物，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代，一出生就孤单一人，一出生就将“玩具”当作“兄弟”，一出生就习惯于接受礼物、收藏礼物、与礼物为伴。他们从来也不试图通过主动为自己命名，来表明与父辈的差别和断裂，也没有对别人赠与的命名进行反驳的冲动。他们仿佛是“父名”的一个延长了的符号。于是，他们把这个赠与的命名，当作父亲或兄长赠与的一个巴比娃娃或者神奇宝贝收藏起来。有人甚至还喜欢将这件礼物挂在脖子上到处招摇。因此，在“代际关系”上，他们是被动的一代、顺从的一代。他们不但处于“被命名”的状态，而且被这一命名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价值观念。 二、疲惫的身躯和自我表白中的“矛盾修辞” 2008年3月，《记者观察·民声》杂志以《80后，市场经济下的蛋》为总题，刊登了8篇关于80后“京漂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况的报道。随后，网络上以《我们无力思考未来——80后访谈录》为题予以转载，在网上风靡一时。这8篇文章，从衣（“动批”，即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廉价时装和换季服装）、食（暴食暴饮和饥肠辘辘相伴，有钱时上酒店，没钱时吃方便面）、住（合住的出租屋）、行（城铁、地铁、公交）、工作状况（长期加班、频繁跳槽、学用分离）、情感方式（没有时间恋爱，也不屑于网恋，原有的情感年久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