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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研究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总体较低，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工资收入状况、“三险”缴纳状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影响，还受到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文章针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问题，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社会适应 法律援助 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和9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更强，更渴望适应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对他们而言，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更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适应性是主观社会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本研究从法社会学视角，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两大指标，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现状，并探讨他们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问卷编制与调查实施 　　本研究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测量因变量的两个量表，第二部分是测量自变量的四个量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由“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作为因变量；同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自变量分为4个类型：第一类是个人属性特征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个人人口和法律属性特征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种类”、“三险”缴纳情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第二类是社会支持变量，这一变量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测量，包括“家庭支持”、“他人支持”、“朋友支持”3个分变量；第三类是应对方式变量，这一变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2个分变量。①第四类是法律意识变量，对这一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法律意识量表，包括“法律援助”、“维权意识”2个分变量。 　　本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65份，有效回收率为93%。 　　数据整理与分析 　　个人属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从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属性特征相关的变量中，婚姻状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这4个变量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得分都具有显著性影响，性别、“三险”缴纳情况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影响。“已婚”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未婚及其他”的0.031倍；“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对社会适应性有显著性影响（P3000元”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出“月收入水平1000元”的0.182倍；“不了解劳动合同法”的社会适应能力要低于“了解”的农民工0.175倍（P0.05）。另一方面，在生活满意度的变量中有6个变量都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比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0.143倍（P0.01）；相对于没有上“三险”的而言，“三险”全部上齐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出0.197倍（P0.01）；劳动合同“签订”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没签订”的0.085倍（P0.05）；月工资≥3000元的生活满意度要高出≤1000元的0.167倍（P0.01）；“不了解”劳动合同法的生活满意度要低于“了解”的0.271倍（P0.01）。 　　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得知，在与社会支持相关的3个变量中，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p0.01）。其中朋友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为p0.01），朋友支持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其对生活满意度得分就会提高0.046倍（p0.01）。他人支持也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显著性水平为p0.05），他人支持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其对生活满意度得分就会提高0.025倍（p0.05）。 　　应对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应对方式相关的2个变量中，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极其显著（显著性水平p0.01），与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对社会适应影响极其显著，呈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就会提高0.341倍（p0.01），其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得分就会提高0.236倍（p0.01）。“消极应对方式”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得分就会降低0.323倍（p0.01）。 　　法律意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法律意识相关的2个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