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研究.docVIP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相关的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我国立法将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权赋予公安机关，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后者具体包括反贪、反渎等内容。这类案件具有主体特殊、危害大和查办难等特点。因此，人们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关注往往超过对其他司法机关的关注。对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模式，有学者提出了否定性意见，即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其论据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必要内容；论据二是检察机关是公诉机关，侦查、起诉职能不分违背了权力制约与监督；论据三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应归公安机关行使，同时公安机关拥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充足的人员配备，由公安机关进行职务犯罪侦查更有效率。 　　一、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优化配置 　　理想的刑事管辖制度，应充分考虑法、检、公三机关的职能、性质的不同之处，科学而合理地划分职能管辖范围。然而，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实践还是立法层面，刑事诉讼法的职能管辖都没有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应有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一方面，从实践角度看，长期以来，法律、政策等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不断肯定，拔高了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加上公安机关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和力量优势，使得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实际上成了相对于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强势角色。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对比，无疑对我国刑事职能管辖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管辖制度的执行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从立法角度分析，《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职能管辖与《刑法》的规定互不兼容，法律规范的规定过于原则、内容模糊，都使得检公两机关面临职能管辖上的法律问题。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对有关职能管辖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认识，并在自己认知的基础上对案件作出职能管辖与否的决定。认识上的差异往往在客观上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职能管辖权的冲突矛盾。 　　当前职务犯罪日益与非职务犯罪混为一体，现行的管辖制度则客观上人为地增大了侦查的难度。其突出表现如：[1]贪污贿赂的“串案”管辖分离影响办案；[2]渎职犯罪的“前案”侦查割裂难究本案；[3]职务犯罪的“后案”管辖离析妨碍破案。由此可见，现行职能管辖制度对于公检法三机关的管辖权划分的科学性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该考虑把以下几种犯罪都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一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商业贿赂等类型的案件，这类案件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但其同时具有明显的职务犯罪的内在属性和特征。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将向外国官员、国际组织官员行贿也纳入职务犯罪侦查管辖的范围，我国也应考虑借鉴这一做法。三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四是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他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五是职业律师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案件。六是鉴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目前不能得到有效查处，建议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扩大至国家工作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管辖范围不是绝对僵化和静止的，实践中各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应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也即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对该案件相关的其他刑事案件，可以不受罪名的限定而合并立案侦查。机动侦查权具有便宜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检察机关可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变化调整执法的方向和力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检察机关一定的机动侦查权，只是现行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的范围较窄，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适用；同时程序较严格，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才有权审批决定是否适用。应考虑扩大机动侦查权的范围并简化其程序，使机动侦查权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包含案件受理、初查、立案、实施侦查和侦查终结等环节，由检察机关不同的内设部门来分别行使这些权力。对于人民检察院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举报中心受理案件的线索并负责管理工作，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和法纪检察部门进行案件的具体侦查。在侦查工作上，目前检察机关内部的多个部门都可以行使一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具体包括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监所检察部门、民行检察部门、技术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中心等。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应设立统一的反贪侦查机构，将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和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等合并成一个统一行使侦查权的机构。相应的，监所、民行检察机关等其他部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应被取消。这种设置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可以适应职务犯罪出现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