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应对法律的责任的研究.docVIP

气候变化应对法律的责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初稿（以下简称《建议稿》）在京发布，并提交国家发改委，这是我国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专题的第一个系统的法律建议文本。从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到2008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以下简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2011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再到该《建议稿》，标志着我国的气候变化应对国家行动正在经历由政策上升为法律的蝉蜕过程，立法已经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政策法律化的重要目标除了制度性、规范性、长期性、程序性之外，更重要的即为强制性，希望凭借法律的强制功能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及行动的实现。《建议稿》因此突破以往气候变化应对的政策法规，首次引入“法律责任”章节，共11条。而此前《国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以及我国首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法规《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等均未设置法律责任条款。但是《建议稿》的法律责任机制设计却受到某些专家的质疑：第一百零六条提出违反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规则交易的，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由于违法成本偏低，法律很难对排放源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仅仅这一条就足够把碳交易扼杀＼[1＼]。那么气候变化应对的法律责任机制究竟应当如何设计？本文拟围绕此问题展开研讨。 　　二、气候变化应对法的特质 　　毋庸置疑，法律责任的设计应紧密契合相关立法的具体特质，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机制的设计同样也须基于气候变化应对法之特殊性分析而展开。以《建议稿》为例，目前较为成熟的气候变化应对立法模式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一）软法条款与硬法条款共存 　　“软法”概念起源于西方国际法学，最初指国际法上的非条约协议，后经发展泛指结构未必完整，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却能对社会成员的外在行为起到约束作用，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作为“软法”的相对概念，“硬法”则指在严格意义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软法的共同治理及民主协商理念有助于应对传统环境管制危机，其行为实效性可以弥补硬法在环境领域的供给滞后和不足，并且随着环境保护观念的成熟，软法在环境主体间的内在认可度较高而具有自觉遵守的基础。因此软法在我国环境法领域大量存在，呈现不断发展增量的态势，并与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相配合，共同发挥着调整环境领域社会关系的功能。然而，环境软法其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往往相互伴生，呈现出既推动环境法治目标全面实现的正面效应，又不免带来与环境法治精神相悖离的负面效应。气候变化应对法以《国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等公共环境政策为指南和先导，规定了为数不少的鼓励性、指导性、建议性、自由裁量性的软法条款，具有软法的特征。但其特殊性在于：一是大量软法条款仍倚仗公权力实施，以政府规制为核心，是政府主导型的软法，相比社会自治型、民间型等其他软法模式实施力度更大；二是同时存在一定的硬法条款严格规制企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建议稿》中法律责任章节的设置即为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显现。气候变化应对法中政府主导型软法条款与硬法条款共存，这一特点使其在保留软法优势的同时又尽量避免受制于软法缺陷。 　　（二）立足于已有法律的拓展与提升 　　气候变化法的产生基于法律回应气候变化的需要以及传统部门法应对失灵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气候变化作为当今社会中关系到国际安全、国家发展、企业效益、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需要法律加以规制。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所涉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现有的法律架构，诸如《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价值需求，亟待重构具有自身独特内容的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框架。有学者因此指出：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的框架体系应当由“一体两翼”构成：“一体”即气候变化应对综合立法（或称为气候变化应对基本法），主要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两翼”一是减缓性立法，主要包括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立法；二是适应性立法，主要包括完善自然资源、相关产业、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立法＼[2＼]。《建议稿》也正是本此框架设计而成。这一架构决定了气候变化应对法的立足点，即并非对于已有法律规范的覆盖替代，而是在其基础上谋求拓展与提升。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程雨燕：气候变化应对法律责任研究（三）兼具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相互影响的向度 　　自1992年全球共同努力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使得温室气体减排有了法律依据，到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