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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期地震灾害救助的研究 　　摘要　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是20世纪中国震级最高的一次大地震，造成的灾害也是空前的。地震发生后，执政的北洋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救助，便把抗震救灾的重任让渡给了民间社会。新闻媒体在这次震灾救助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甘肃旅京同乡会和华洋义赈会担当起了救灾的主力。近代中国抗震救灾的各种要件在这次震灾中已经基本具备，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 　　关键词　海原地震，民间社会，新闻媒体，华洋义赈会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18-05 　　 　　1920年12月16日晚8时零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当年属甘肃省管辖)发生里氏8.5级地震。震源在静宁、隆德、固原、海原、平凉和化平6县境内，震中位置在北纬36.7°、东经104.90°震中烈度Ⅻ度。全球96个地震台全部记录到了这次大地震，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海原地震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以民间社会为主导的震后救助和重建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是，以往关于1920年海原地震的研究多偏重于技术层面，极少注意到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活动，更未注意到近代中国抗震救灾制度的生长过程。本文即为弥补这一缺陷，力图揭示民国前期地震灾害救助机制的生长发育过程而作的一次尝试。 　　 　　一、1920年海原地震回顾 　　 　　据测算，海原大地震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投放了2.2亿吨TNT炸药或11.2个唐山大地震，很多城池化为废墟。极震区内形成了230公里长的地震破裂带，震中区的一个盐湖向北迁移逾1公里，黄土高坡到处崩塌，堵流成湖，由于震动强烈，许多‘地方的黄土塬形成了黄土流。这次地震的破坏范围极大，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其有感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海原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也是巨大的。地震发生后一周，甘肃陇东镇守使陆洪涛急电当时的北洋政府：“16日平凉及四乡各十余县地震十余次，惟固原一县尤重。各县至甘省电线均坏。”得到消息的北洋政府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同派委员6人，驰赴受灾地点，实地调查，弄清真相，半年后发布了灾情报告：“……顷据本部所派调查陕西、甘肃地震委员歙事翁文灏、地质调查技师谢家荣就甘肃各县因地震死亡数列表呈报前来，计达246004名，相应抄原件，咨请查照可也。附抄件一纸。”我们现在使用的海原地震死亡数字24.6万人，就是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来的。 　　当时的媒体对地震灾害程度做了真实的报道：“此次地震非常剧烈，或十余分钟至二十余分钟，城堞圮落，房屋倒塌，死伤不可胜计……当较本年北五省旱灾情形尤为重。海原县城，半城塌陷，各县村镇全行毁失者甚多。计灾情至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较重。”北五省旱灾是指1920年发生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5个省份的大面积旱灾，灾区面积约9万平方英里，饥民达3500万人。说海原地震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方面的伤害超过北五省旱灾，可能是言过其实，但是从短期内的伤害程度上说比北五省旱灾更加剧烈，倒是比较恰当。因为地震灾害是突如其来的，在没有得到可靠预报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远甚于旱灾，救助地震灾害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了旱灾。 　　 　　二、政府救助能力严重不足 　　 　　1　中央政府软化，救助能力极为低下 　　民国初年的救灾工作由内务部的民治司掌管，这是1914年7月公布的《内务部厅司分科章程》规定的。1920年9月14日，《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章程》公布，规定由内务、农商、交通3部合组该机构，以专门筹议临时救灾及善后事宜。所以，海原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派出的灾情调查人员即由这3个部的专家组成。1921年5月13日，中央政府颁发《赈务处暂行条例》，规定由赈务处综理灾区赈济及善后事宜。赈务处的权力很大，所有灾区状况及赈灾事宜，地方政府都要向其汇报。赈务处成立后，海原地震灾区已进入震后重建时期，办理急赈的关键阶段已经过去，故而影响不大。 　　但1920年前后的中国政局极不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有限，政令不出首都大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央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也很有限。海原地震发生时，秉持中央政府权柄的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他在收到甘肃地方当局的报告后采取的举措仅仅是派员赴灾区调查灾情。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全国急募赈款大会。软弱的中央政府无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震灾害救助工作，只能将重任让渡给民间社会。 　　2　甘肃地方当局的力量更是不足以担负起灾害救助的重任 　　甘肃省督军张广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省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