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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区制的改革浅析 　　摘要：民国大学区制改革是近代教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冲破了旧有的教育禁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主要通过对《益世报》相关报道的分析，探讨大学区制实行的基本情况，深入挖掘其在教育独立、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各方面所开创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国；大学区制；益世报 　　 　　大学区制(1927-1929年)，是蔡元培等人参照法国教育制度，于1927年试行的以教育独立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它设立大学院和中央、浙江、北平三个大学区，在中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地方以大学区校长“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但大学区制在试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1929年6月“业经二中全会议决定期停止试行”，大学区制试行不到两年便宣告结束。而民国四大报纸之一的《益世报》，记载着很多关于大学区制的相关报道，这为该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益世报》素以立论公正、秉笔直书的反映社会实况而在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其史料价值十足珍贵。本文从《益世报》对大学区的记载出发，对该教育制度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大学区制有个新的认识，并对现代教育改革带来新的启示。 　　 　　一 　　 　　1840年以来，中国教育开始由传统向现代演变。尤其是在维新变法推动下，废除了封建科举制度。随后制定的“癸卯学制”、“癸丑学制”，尤其是“壬戌学制”进一步铲除了封建教育的流毒，使中国现代教育逐步走向正规。但是，20世纪初，中国军阀当政，教育被其把持，成为官僚服务的工具，严重影响了教育正常发展。针对上述弊病，蔡元培等人开始推行大学区制改革。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具有不少自己的独特之处。 　　(一)教育独立，学者主政 　　为了实现教育家管理教育，保障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大学院确立“教育上一切行政官吏，自当以学识兼长，并富有经验之人充之”。并且在制度上规定实现“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思想独立、教育内容独立”。在大学区内，教育独立于行政区管辖之外，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约束，并设立评议会为区内审议机关，保障政策落实。大学区校长也由学者担当，总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并设立各委员会，与校长共同议政，形成以校长为主导，各委员参与的制度。这样，大学区制在制度上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重视学术与科学研究 　　大学院成立之初就为增高学术、探求真理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大学区也秉承大学院之理念，中央、北平、浙江都成立了研究院。正如张乃燕所言“既有研究院则凡科学上与工业上种种问题，皆得借此解决也”。这些机构设立之后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促进了全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实践着“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念。近代以来不少人士指出，中国之落后，根源在科学与教育的落后。因此大学院与研究院的成立，从科教上为中国振兴提供了动力。 　　(三)文化教育机构齐全，理论与实践并重 　　大学院与大学区注重公共文化事业，设立博物馆、图书馆、讲演所等众多的文化机构，这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底蕴，丰富了师生的学习生活，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文化设施的空白。此外，大学院与大学区不但教授学生课本理论，同时又不忘学习与实践的联系。大学院设立劳动大学，大学区设立劳工学院与劳农学院，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所学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例如，北平改“天津河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北平大学区河北省立劳工学院”，宗旨就是培养懂理论又会操作的专业人才，大大缓解了社会的需求。 　　大学区制初创时的原则就是实现教育独立，学者主政，“国民政府不设教育部，以中华大学院代表，免造成官僚化教育”。使中国教育摆脱落后状态，培养优秀人才，实现教育现代化。大学区制的上述独特之处，尤其是教育独立改革摒弃了旧教育的恶习，带来了西方新教育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一股新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二 　　 　　蔡元培、李石曾等希望实现“教育独立”的美好蓝图，尽管本身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不少阻难，很多设施和计划都未能兑现。最终以失败结束。原因主要如下： 　　(一)大学区制本身的缺陷与不足 　　随着大学区制试验的深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北洋大学罗列多种理由“集权制的错误，学术化的缪解，养成学阀化的教育等等”反对大学区制。保定河北大学也陈列四种理由表示质疑。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提出八条反对意见“名实颠倒，制度庞杂，违反五中全会决议，误解法国教育制度，名实不符，权责不分，效率低减，侵渔太甚”。他们从大学区制本身的弊端出发，指出了大学区制弊端对教育的消极影响甚大，力主废除大学区制。此外，大学区在校名上深陷泥潭，遭到江苏和北京等地反对。大学区制迫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