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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的研究 　　摘要：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利贷；民国；陕西；农村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2-008 　　民国时期天灾频发，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衰退。各地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地方政权更迭频繁，官场贪污成风，再加上花样繁多的兵差征派和苛捐杂税，致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最终被迫走入高利贷的无底深渊，也使得农村成为高利贷最活跃的区域。民国政府于1929年5月23日制定《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根据这条规定，年利率超过20%即为高利贷。根据民国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所述，全国半数以上农民都负有债务，而各省农民负债程度，相差并不甚远。 　　在农村经济日趋凋敝的旧中国，无论东西南北各省，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都是普遍而又迫切的。陕西作为落后贫瘠的西北内陆省份，高利贷现象较全国其他省份更为严重。 　　一、民国陕西农村高利贷形成的背景 　　民国时期，陕西天灾匪祸频繁，苛捐杂税不绝，高利贷盛行。冯和法指出：“小农为要获得土地耕种，需出购土地资本，不得不投入高利贷资本者之门；佃农租耕土地，需先付押租，也不得不投入高利贷资本者之门；极高的赋税及一切苛捐，足使小农隶属于高利贷资本者；灾荒歉收，及兵匪盗贼，更足驱迫小农隶属于高利贷资本者；甚至婚丧喜庆以及物价变动，都是高利贷资本者的机会。”高利贷猖獗与农村经济破产相互作用，农民在残酷的高利贷剥削之下，人不敷出，陷入绝境。农村民穷财尽，造成了高利贷的活跃。民国陕西农村高利贷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欣瑞等：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 　　中国高利贷体系具有资本主义国际性的背景，中国年年入超，这些外债投资完全是高利贷性质的。外国资本大部分在中国用作商业资本，而中国的商业与手工业主要依赖于高利贷，所以中国商业资本大多数在性质上还是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全部的活动领域，始终不曾脱离借贷资本的领域，金融市场依赖资本主义乃至全受垄断。“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的势力，已经渗入高利贷的网络。他们为压低价格，常在收获以前放出大批款项，来做高利贷商业的后盾。”外国侵略资本在中国找到这个广阔的市场，高利贷资本如虎添翼，成为外国资本操纵中国市场的得力助手。 　　（二）混乱的军阀统治 　　民国陕西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在短短38年中，陕西地方政权更迭10多次，军政长官陆续更换过20多个。然而不论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或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都是换汤不换药。“陕省受军阀贪污之搜括，既罗掘俱穷，于是农村金融，异常枯竭，利率之高，为各省所罕有。”陕西人民在军、政、绅、商联合的剥削之下，受害程度比以前更为惨烈，农村矛盾尤其空前激化。 　　（三）土豪劣绅的剥削 　　陕西各县官府和当地豪绅地主串通勒索，这些豪绅地主往往又身兼区长、乡长等职务，相互勾结作恶，向农民摊派款项。各县贪污势力泛滥，由钱买得职位之后，又尽力在农民身上剥削，以取数倍利益回报。乡绅地主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先遣队，是农民直接的压迫者，在军阀官僚的庇护下，成为“剥削者中的剥削者”。 　　（四）连年灾害引起的饥荒 　　民国陕西旱灾频发，灾情严重，并伴有蝗、雹、虫、鼠等灾祸，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1928-1930年西北旱灾是陕西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毁灭性灾害，由此引发民国十八年年馑。据统计，此次灾害中陕西有250余万农民被饿死，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陕西大旱之后，农民五谷不收，十室九空，灾民只能靠高利贷来维持生活。 　　（五）社会陋习的影响 　　民国陕西政府为了筹款养兵和中饱私囊，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大量农民因此染上吸食鸦片的陋习。在葭县（今佳县）“烟馆约二十余家，此地乞丐很多，最奇者，乞丐上门，不给以食物和钱，而给以鸦片烟泡一个，这是普遍现象”；汉中“烟气弥漫，烟汁淋漓，可说无以复加，甚至各县庙宇中多有用鸦片享祀鬼神的”。可见陕西烟祸之烈，烟民一旦烟瘾发作，只能任人宰割。 　　一、民国陕西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