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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之的研究 　　[摘要]我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始终包含着本土化的探索。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是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历程中的重要内容。《杜威十进分类法》是西方知识和学术系统的产物，为使其适应中国特殊的学术系统和图书馆现实，必须加以本土化改造。“补杜法”、“改杜法”及“仿杜法”的实质就是这种本土化的实践和成果，它是一个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动态发展过程，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体系，在我国图书分类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图书分类法　本土化　补杜法　改杜法　仿杜法 　　[分类号]G250 　　百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由于“西方化”倾向长期主导，我国图书馆学缺乏自主性和本土特色。近10余年来，图书馆界有识之士积极反省，发出了加强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的呼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自觉运动。然而，现阶段“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大都停留在“本土化”概念和理论的争论上，鲜有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实践层面的探索。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法本土化方面，有着大量探索和实践，研究和反思这段历史，将有益于今天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研究。 　　1、《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 　　19世纪后半叶，世界图书馆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在此过程中，杜威图书分类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76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开创了《十进图书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此后，该分类法经多次修订和完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图书馆界掀起了介绍、引进西方图书分类法的潮流，其中以《杜威法》影响最大。它最早由教会引入。据记载，早在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就已采用《杜威法》进行分类了。而最早向国人较系统介绍《杜威法》者是孙毓修。1909－1910年，他的《图书馆》一文连载于《教育杂志》。其中说：“吾国学校，类以习英文者为普通，兹之分类法，本美国纽约图书馆长MelvilDewey所撰之‘十进分类法Decemal Classification’一书为主，今最通行之目录也，群书报章，统分十部……立此十部，更析属类，今胪述左方，以供从事于斯者之借镜焉”。1912年，《教育杂志》又连载王懋?《图书馆管理法》一文，也较详细介绍了《杜威法》。从此，《杜威法》开始为国人知晓，后经众多图书馆学者介绍推广，渐为图书馆界所重视并广泛采用。 　　2、《杜威法》本土化的原因及条件 　　近代以来，西文和新学书籍源源不断涌人中国，四部分类法(简称“四部法”)已难以统摄，而随《杜威法》引入产生的所谓“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致牵强附会，进退失据”。由于新书和旧籍不能统一，分类多舛谬矛盾之处，读者难得要领，馆员亦无所适从，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和困难。因此，要求中外新旧书籍进行统一分类，已成现实之必然。 　　更重要者，《杜威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突出的问题是其中有关中国类目太少，只有区区33个，而“以此直接分类中国图书或举中国图书并纳入杜氏之分类法而不须增益其类目，可以决其不能”。因为中国学术的主题和性质之特殊，古籍数量之浩繁，断非杜威等人所想象。倘以《杜威法》之中国类目直接类分中国书籍，只会有捉襟见肘、轻重失当之虞。在此情况下，为使《杜威法》更能适应中国图书馆实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图书分类法，成为图书馆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民国初年，一批深受西方现代图书分类理论熏陶，又熟悉中国传统目录学，且文史和外语功底深厚的图书馆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身于图书分类法本土化工作中，掀起了西方图书分类法本土化运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虽以《杜威法》为蓝本，但绝非盲目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学术性质和藏书实际，借鉴中国传统分类法并对其“创造性转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都是本土化的分类法。 　　3、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实践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主流，是把《杜威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学术传统及图书馆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理论和方法。按照对《杜威法》本土化改造及创新的程度，可将当时的分类法大体归纳为“补杜法”、“改杜法”和“仿杜法”三种。 　　3.1　“补杜法” 　　由于《杜威法》的33个中国类目无法容纳中国书籍，最简易之法，即沿用《杜威法》分类体系，将中国书籍分散归人杜威类表所列中国类目之下，如若不够，可酌情增补子目或符号以容纳之。“补杜法”的代表有查修、桂质柏、王云五等。 　　“补杜法”滥觞于中国教会图书馆，较早曾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拆分四部归入杜威类表中的尝试。查修首创“补杜法”之例，在《杜威书目十进法补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