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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对策的研究 　　一、 引言 　　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其独具的稀缺性与民俗代表性，是最富吸引力且最为有效的旅游发展形式，对促进一国或地方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1-2]，因而引发学者们的普遍重视与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3]。在国外，对该领域的探求，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旅游的定义、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和文化遗产旅游影响、文化遗产旅游市场细分、文化遗产旅游满意度评价、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等层面[4-6]。Antonio Paolo Russo以威尼斯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目的地旅游开发恶性循环模型[7]；Bob McKereher Hilary ducross在其合著的《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指出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对于文化遗产资源来说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故，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应努力在互相协调中寻求更大突破[8]；Alison J.McIntosh以新西兰土著文化―毛利文化的旅游体验为例，分析了当地土著文化体验的五个核心内容，即凝视、生活方式、原真性、个体相互交流以及非正式学习[9]；Janet Chang通过对台湾地区的实地调查将旅游者划分为土著文化学习者、改变日常生活旅行者与主动的文化探寻者等三种市场细分类型，提出针对不同的市场细分类型，应在营销手段与方式上进行区别对待[10]；David Hethert认为文学遗产地旅游者出游的动机往往建立在对相关文学大师及其作品“爱屋及乌”基础上进行的“寻根之旅”。因此，应保存并凸显文学环境的原真性元素，从游客的偏好、游览中所需要得到的满足、遗产真实性和旅游体验关系等方面加以探讨[11]。在国内，李咪咪从地理学视角分析研究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及遗产保护现状，得到现今文化遗产地保护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人口压力、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与缺乏财政支持这三方面[12]；此后，王京传对大遗址的研究中也验证了此观点的正确性，并更进一步指出遗址本身面临着严重地“人为”和“自然”地双重破坏[13]；谢朝武回顾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评述，结合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实际，完善了相关的问题对策[14]；宋振春以曲阜为实证，采用因子聚类归纳了其文化遗产内涵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对满意度的分析，建构了文化遗产旅游深度开发的基本框架模型[15]；曹帅强选取湖南省15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特征、演变特征、传承特征、民俗特征四个方面，探讨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基因所表达的意象特征[16]。综上分析表明，国内外学者对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展开了大量且积极的探索，由此带来了研究内容、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有效拓展，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借鉴。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研究尺度多为国家或省份，缺乏对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研究。开展对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获得美好的旅游体验，同时，对民族地区早日实现“脱贫致富”亦是一种有益尝试。基于此，本文以武陵山贫困地区文化遗产地―老司城为研究对象，对老司城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做相应剖析，以期为老司城旅游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为老司城旅游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 区域研究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区域研究概况 　　老司城，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境内。灵溪河畔、猛洞河漂流景区上游，总面积25平方公里。为古溪州―福石城八百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彭氏土司统辖地。享负“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 “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美誉。境内建筑精巧实用，功能分区完善，空间布局合理，依次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司法区、墓葬区、宗教区、教育区、居民区、作坊区等遗址功能区，现尚存有祖师殿、皇经台、玉皇阁、古墓葬、古街道、古城墙、牌坊、铜钟、石马、若云书院、碧花山庄、德政碑、钓鱼台、观猎台、练兵场等历史遗迹，是当前湘、鄂、渝、黔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军事性城堡，亦是全国最典型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遗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2001年国务院将其确定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于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次年被中国社科院评选为“2010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时至2015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晋荣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止到2014年年末，老司城共计接待游客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5亿元。 　　（二）研究方法 　　对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剖析，是判定文化遗产地旅游业所处生命周期的依据，同时也是明析制定相关旅游营销策略的基础。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